海上钢琴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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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2）
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X。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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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1节：蚕丝
■蚕丝
一
尽管父亲替他在军队里设计了辉煌的前程，埃尔维·荣库尔最终以一种不寻常的职业谋生。这对于他并非不相宜，由于独特的浪漫主义玩世不恭，这种职业一度令他爱到不惜背叛一个有着甜美嗓音的女性。
为了生存，埃尔维·荣库尔贩卖蚕种。
那是一八六一年。福楼拜正在写《萨朗波》，电灯照明还只是一种设想，而亚伯拉罕·林肯正在大西洋的彼岸打一场他将看不到结局的战争。
埃尔维·荣库尔时年三十二岁。
他买进又卖出。
造丝的蚕。
二
确切地说，埃尔维·荣库尔买卖的是蚕种，蚕种的形态呈微小的卵状，颜色或黄或灰，静止不动，看起来像没有生命。仅用一只手掌就可以托起几千颗蚕籽。
〃常言道，手捧黄金。〃
五月初，蚕籽破壳，爬出蚕虫。蚕虫狂吃三个月桑叶之后，吐丝作茧自缚，以便两个星期后最终化蝶而去，留下一笔财富。它是上千米的生丝，是金钱，是为数可观的法国法郞……如果一切都循规蹈矩地进行的话，就像在法国南方某地区埃尔维·荣库尔的情形。
拉维尔迪厄是埃尔维·荣库尔居住的小城的名字。
海伦是他妻子的名字。
他们没有子女。
三
为了避免遭受日益频繁肆虐欧洲养蚕业的病害，埃尔维·荣库尔远渡地中海去叙利亚和埃及购买蚕种。这是他经商活动中最具冒险性的经历。每年，他于一月初启程。走过一千六百海里的水路和八百公里的旱路。他挑选蚕种，讨价还价，购得货品。然后转身，走过八百公里旱路和一千六百海里水路，回到拉维尔迪厄，通常是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能赶上大礼弥撒。
他再忙碌两个星期，包装和出售蚕籽。
一年中剩余的时间，他休息。
四
……非洲怎么样？
人们问他。
……缺乏活力。
他在城边上有一座大房子，在市中心有一间小作坊，正对着让·贝尔贝克遗弃的家园。
让·贝尔贝克有一天决定不再开口说话。他信守诺言。妻子和两个女儿弃他而去。他死了。他的房子没有人要，如今就成了这样一座荒废的建筑物。
埃尔维·荣库尔通过买卖蚕种，每年赚到的钱数，足以保证他和妻子过着在外省称得上是奢侈的舒适生活。他愉快地享用他的财富，而他的前途，似乎是变成一个真正的富翁，他对此毫不在意。另外，他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喜欢参与自己的生活，认为任何享受生活的企图都是不合适的。
必须强调指出，他们审视自己命运的方式，大多数人习惯于关注风雨飘摇的日子。
五
倘若有人问到埃尔维·荣库尔，他势必回答，他的生活将永远如此继续下去。然而，在六十年，代初，令欧洲蚕种无法再使用的微粒子病越洋扩散，传染至非洲，有人说，甚至到达印度。一八六一年，埃尔维·荣库尔按惯常的商务旅程归来，他带回的一批蚕籽在两个月后几乎全部显示受到感染。对于拉维尔迪厄，就像对于其他许多以蚕丝致富的城市一样，那一年仿佛代表毁灭的开始。科学无法解释发生疫情的原因。整个世界，直至偏远地区，犹如被那种无法言说的魔法镇住了。
……几乎全世界。
巴尔达比乌悄悄地说道。
……差不多。
同时往他的烈性酒里兑入两指深的水。
六
巴尔达比乌是二十年前走进这座城市就直接冲入市长办公室的人。他不经通报就闯进去，将一条如晚霞般流光溢彩的丝质头巾搁到市长的写字桌上，并且向他发问：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妇女用品。
……错了。男人用的东西：金钱。
市长叫人把他撵出门。他建立一座缫丝厂，就在河边，搭起一座养蚕的大棚。在树林深处，修筑一座供奉圣安妮丝的小教堂，位于通往维维也尔大街的十字路口。他雇用了三十来名工人，从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