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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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内容。以现代观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垒,比起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麦的美人鱼等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精神。
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渐湮灭。当然,它表征了中国文化,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严。在齐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传说。换言之,是民间的舆论如此,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否则的话,他假如没有这个念头,根本认为不可行,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还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却也避开正面,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他只说,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齐宣王就说,你所说的王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政,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也许是根本没兴趣,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
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
再反过来看孟子,他也很难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关头,来个太极拳的推手,推得远远的。于是他又“打蛇贴棍上”式的,再顺着齐宣王的话,接上去,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实在苦得也很可怜!他们两个,虽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
在这里,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自然有点兴奋了。我们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而孔子对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风范的。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走的就是传统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线。第一点:“耕者九一”,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后世称作“井田制度”。当时地广人稀,没有私人财产制,土地均属国有,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区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获的时候,四周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一份公田,收成归政府,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后世称此为“井田制度”。其实九分之一的田赋税收,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究竟实际情形如何?这种制度,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但到底还不够详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以及秦孝公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只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可以说,他师法管仲,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
在历史上,秦以后,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经有几度,意欲恢复它。最显着的莫如汉朝的王莽,想恢复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当然,王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复古而已,所以没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这个路子,因为用人不当,也失败了。
孟子说到第二点“仁者世禄”,是说当时的政府官职,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
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但在孟子当时,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我们以现在民主思想为基础,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为封建余毒。可是我们如果综合了时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这种制度的精神,则可发现,它的功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总之,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第三点,孟子说到“关市”方面,关卡和互市,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上的捐税。这在文王时期是“讥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交易税之类。因为在战国当时,征敛相当繁琐、严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再其次,说到周文王时“泽梁无禁”。泽为水泽,梁指山林。广义地说,就是无论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山林资源的开发,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人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节制,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开发的阶段。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个人犯罪个人承当,自己受法律制裁,与家属无关。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本来就是如此,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可是在还没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有许多情况,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诛灭九族,全凭当时专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谓“人主”者,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他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讲这句话,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他说: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文王当时,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一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节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后两句“哿以富人,哀此茕独”来强调穷人的可怜。
诗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对这些人,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说“王政”说到这里月侧才一开头,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可是齐宣王似乎已经听不下去,又打起太极拳来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说,你讲得好,讲得很好。又把“王政”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还是用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张,于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金,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寡人好货
孟子采紧逼盯人的姿态,追问齐宣王,您既然认为很好,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呢?齐宣王答得很妙,他说我有一个毛病,我非常爱好财富。
古代“货”字的意思和现代的“财”字相同,包括了金钱、物资等等。齐宣王这句答话,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识问,但也很妙。孟子要他优先救济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而他却说我爱钱,舍不得花钞票啦!
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你从后面紧逼盯人,我就来个转身,摆脱你。奈何孟子还是不放松,对他说,这没有关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刘,就是一位好货的人,而且有诗为证呢!
公刘,据《周纪》说,是弃的后代。弃是唐尧的兄弟,到虞舜时,被封为后稷,有相当伟大的德业,传到不(上穴下出)这一代的时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丢了官,就流亡异域,到戎、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带去求发展(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经分阝县至耀县会沮水。沮水出耀县北分水岭)。当传到公刘的时候,才又振作起来。《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刘》篇,就是歌颂这段故事。
孟子又继续引用《诗经》的记载作补充说明。他说,公刘当年好货,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导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在秋天丰收时,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只好堆积在仓外。另外,制造干粮,放在橐里、囊里,以便人民迁移时,可以随身携带。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于是他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善,才向自地进发。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渐渐兴盛起来。
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您身为一国之君,喜欢财富是应该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刘,创建基业时,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从事生产工作,藏富于民的话,如此,齐国得以富强,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在这里,可见孟子的诱导教育,以及紧逼盯人的技术,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
齐宣王的“太极拳”由“好乐”、“好勇”,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货”了。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句话,包括四件事:“声、色、货、利”。在历史上只要帝王好“声色货利”,那个社会。国家,没有不乱的。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坏事。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没有不好的,他全都爱好。
后世一些读书人,读了《孟子》这一类的书,学了这一派的论调,每提到“声色货利”,就视同毒蛇猛兽,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国,正是“声色货利”最先进的国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后,尚未开发中的国家。
从这里,使我们想起齐桓公,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但在当时,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能在当世成大功,后世历史上成大名。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管子对话的记载。
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恶则恶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很不正经、很邪门的三个嗜好,你看多糟糕!怎么办?喜欢打猎,常常跑出去玩,有时追捕猎物,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第二天当然没有精神理政问事了。这是第一件事。
还有我喜欢喝酒,讲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齐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来吃。他的一个部下易牙,专以烧一手好菜来侍候他、满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兴了,对易牙说,天下的美味,我都吃过了,可就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肉类,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易牙说是人肉。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来取悦于桓公。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一点仁心都没有,怎么谈得上“忠”。这是另一段公案,我们暂时不去讨论。易牙是坏蛋,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