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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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勇定天下
齐宣王这一打岔,话题就转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随着这个方向,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说:你齐宣王好勇,不要紧,只要你爱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专去喜欢摔跤、柔道、弄枪、舞棒这些个人小勇的玩意儿。一个人握着剑把子,把剑抽出一截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冲着人说,你敢跟我较量吗?这种只是普通的个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打。攻夫好,也许可以把别人打垮;功夫差,自己会被打得鼻青眼肿,难有大志。我相信你齐宣王不会局限于这样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范围扩大,像《诗经·大雅·皇矣篇)所描写的文王那样。当文王得到密国无故攻打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兵阻挡了密国的攻击,逼得密国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的国防,增加了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说,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当然,文王有没有真的发怒,不得而知。像文王这样的人会不会发什么怒,也很难说。
在大家的想象中,孟子说话,总是有根据的,他说了文王的大勇后,接着又引《书经·泰誓》所说,“作之君,作之师”的话,对齐宣王说,《书经》上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原则,这原则要把握住。
在我国古代,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要同时注意的。除此之外,后世要加一个“作之亲”。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部下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还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今天的公务人员,也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修养。虽然以公仆的观念做事,但同时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情操。
处理行政事务时,要兼带教导之责,与关怀之情。
《书经》上接着说:“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局敢有越厥志?”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同时一方面管领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恶的,都要负起教化、领导的责任。只要我这个领导人在,有谁敢放肆作乱?这一种气魄,确实是宏大。因此,一旦有人横行天下的时候,武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没有横逆的事。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吊民伐罪,把残暴的纣王灭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后说,你齐宣王的好勇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够有大英雄气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来。那么有哪一个老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齐宣王不这样好勇呢!从齐宣王不忍心杀一头牛开始,一直到这一段,孟子对齐宣王所谈的任何事,都是采取诱导的教育方法。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说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够扩大这个好勇的境界,齐国就有办法。好像是假如齐宣王说好吃零食,他也会说没有关系,只要把点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齐宣王说好踢球,大概孟子也会说没关系,只要全国的人都有踢球的闲暇和兴致,都把脚力练好,就是好的。这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能像纵横家们一样,只用两三句话,就投其所好,打动对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毕竟还是难于被接受。
齐宣王这里讲到好勇,前面讲到好乐,后面还讲好货、好色。在他同一时代的各国诸侯中,谁也没有这样坦白的,即使后世那样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这样坦率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人,而在他二十年的当政期间,能把齐国治理得繁荣、安定,实在有他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其实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谁不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大勇。他所好的,还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谈到好勇,我们想起两个好勇的人,他们也是一国的君主。
为强国而改服制——赵武灵王
其中之一是赵国的武灵王,他是一个好勇任事的国君,最后失败了,当然这是由于没有扩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赵国的北边,是和胡人的边界连接的,那时候的边疆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方便,同时受生活环境的影响,都是好勇斗狠。
所以在服装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条手臂来。而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受礼乐之熏陶,向来是宽袍阔袖,走起路来“翼如也”,两只大袖子像翅膀张开似的,雍容有致,的确是很好看的。当时武灵王为了要使赵国强盛,下命令改变服装,废弃中国原来的服饰,改用胡人的装扮,希望借此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赵国的王室和大臣们纷纷反对。武灵王和这些人的辩论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们姑且不论他这一做法对或不对,看看他的这些辩论,也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天,赵国的辅相肥义和武灵王闲聊,问赵武灵王有没有想过世局的变化,军事的部署,以及先王们如简王、襄王他们当年的勋业,以及和胡人们的利害相处等等问题。
武灵王说,后辈的君王,不忘前辈君王的功勋德业,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为人臣子的,则应该研究这些资料,记取历史的教训和榜样,辅助君王,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教化人民,有所作为时,就要宣扬先王的功业。
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时,要涵养孝悌、谦让的德性;在显达时,就要为老百姓们谋福,同时辅助君王的功业。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现在我想向胡、翟这两个邻邦拓展领土,以承继襄王未完成的功业,但是也许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因为敌人弱小的话,我们才能借机拓展领土,才能够用力少而功业多,不必耗尽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荣耀。但是目前的情势是强邻压境,胡人、翟人都那么强悍,这就难办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构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勋的人,在当初往往会留下不同习俗、违情悖理的恶名;有独到见解的人,在当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顾忌和反对。譬如我打算要全国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本领;想来一定会受到物议和反对的。
而这个肥义却是赞成他的。他说,对一件事犹豫不决,就难以成功;对一个行动迟疑不定,就难有结果,现在你不妨决定这革新的计划,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
俗语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凡是讲最高德行的人,往往不能跟着世俗走;要成大业的人,也不必和众人商议。从前舜到有苗这个地方,曾经随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经敞开衣服到裸体国去访问。他们都不是为了纵欲或享乐,而是为了德业上的远大理想,而随俗变通。所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一个笨人在事成之后,都还不明究里;而聪明人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已洞烛机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罢。
肥义说,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所谓“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引用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的话。他这一派独裁论,又牵强地把舜、禹办外交的故事引了进去,于是把武灵王说动了。
武灵王对他表示,不是对穿胡服这件事的本身有什么犹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话。既然肥义你也这么说,那么我就下定决心了。于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准备上早朝的时候,穿起来和群臣见面。
当时公子成是武灵王的长辈,素有盛望。武灵王恐怕会遭到他的反对,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孙囗去疏通,请公于成也能响应改换胡装。
疏通不成,于是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里解释说,服装不过是要穿用方便,礼仪也是为了处事方便。古圣先贤订下的礼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礼而来的。像南方的越国人,他们一个个披着头发,衣装不整的露个右膀子,浑身刺满了花纹;而吴国人甚至把牙齿染得黑黑的,额上刺些怪里怪气的花纹,头上戴的是鱼皮帽子,衣服则缝得粗里粗气。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野人,但是他们却觉得安逸而自在。
总之,不同的各种装扮,同样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只要对大家方便,并不一定要统一。像儒家,同是一个老师教的弟子,他们发挥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后说出,变更服装,是为了便利教老百姓习武,以达到开拓领土的目的,以湔雪国耻。于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个大臣赵文,又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自古为政的原则,就是要辅导世俗合于礼法,提高文化水准。礼制中,衣服的式样有它的常轨;而人民守法,不违俗礼,是他们的本分。您现在不顾前人的礼法,要改穿胡人服装,实在是有违传统文化的精神,希望您还是多考虑一下。
而武灵王辩论说,你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世俗之见,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远见。
就说古代吧,三代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他们都完成了称王天下的伟业;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们也都有相当可观的政绩。有头脑的人创制礼法,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制订的礼法,循规蹈矩的去做。贤能的人经常会评论世风习俗的好坏,而一般的世人则依照流传的成规去做。礼制和习俗,都是根据时代趋势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在上位的人来领导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着规范去做。现在正是他们在位者,就当下国情,订定一套因应环境需要的服制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虑。
又有一个叫赵造的,也力加反对。他的理由是,推行社会教育,不一定要改变人民原来的生活形态;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变更原有的民风习俗。因民而教,据俗而为,往往收效更大。现在改穿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原来淳善的心理;教人们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骑马打仗,也很可能会造成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反过来说,依循旧制,总是稳当的,遵照原有的礼法,也不至于出什么岔错。
武灵王则对他辩论说,古代和现在习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个朝代的习俗为标准呢?历代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沿袭下来,我们又该遵循哪一个时代的制度呢?像宓戏(伏羲)神农的时代,对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杀。黄帝、尧、舜时代,对犯了死罪的人,虽然杀了他,内心还是哀怜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时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订不同的法律;因国情的变化,而订立不同的礼制。总之,都是以“方便制宜”为原则。衣服、器具的式样,也都基于同样的原理而有变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变的。一个开国的明主,虽然不承袭古法,仍然可以领导天下。至于夏、商衰败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变更占制、礼法,却也一样灭亡。
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对,而遵循礼法也不一定好。至于邹、鲁两国的服装奇特,但民风不正,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卓越的领导人才。
他最后说:遵循法度的作为,绝不可能有盖世的功勋;效法古代的成规,也不足以适应现实的环境。我的决定大致不错,你就不要反对了吧。
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启发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录于下,供大家参考:
武灵王平昼间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事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悌)长(上声)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去声)也。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明翟之乡,而牢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离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测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