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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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
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
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