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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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
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
——《牛棚杂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抄家的罪证，为季羡林辩护的，而是来寻找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发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抄家的专家也是很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决不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派抄家术真是无懈可击，便嗒然而去。
季羡林到井冈山总部去时，看到总部的领导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当时曾有过一个后来想起来令自己后怕的想法：他想留在井冈山总部。因为他害怕，公社派随时都可能派人到他家去把他抓走，关到什么秘密的地方去，严刑拷打，横加折磨。这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的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井冈山总部比较安全，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季羡林有点迟疑。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总部准备同公社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他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他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井冈山总勤务员周培源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季羡林想，既然他们连周培源的历史都要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的历史呢？他当时感到很寒心。想到这件事，他便放弃了留在井冈山总部的打算。季羡林的历史清如白纸，并不怕谁来调查，可是，在那个年月，所谓调查实际是诬陷。连国家主席、真正的老革命家刘少奇都能调查出“叛徒、工贱、内奸”的历史来，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季羡林呢？季羡林想，与其被“自己人”抛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他毅然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家中。
现在，他的家就成了他的囚笼。他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落下砍向他的脖颈。不管怎样，一夜之间，季羡林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据，任何审判，只凭公社派喇叭里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成了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理可讲。一夜之间，季羡林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忽然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东语系公社命令季羡林：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人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结果，他们“胜利了”。
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
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