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字。有的课结束时还需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甚至一学期换一所大学。经过几次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学科，这时才安定下来，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论文写完了，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轻易能拿到的。德国教授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博士论文题目，教授也要反复考察学生，最后确认学生有能力完成，才会把题目给学生。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涉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写论文，或者写的论文通不过，那么，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的。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而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学梵文的动因是：“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可见他当时选择学梵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决心既下，1936年开始，他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5月26日，他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堂梵文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年轻，也就三十七八岁。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选梵文课的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还是个外国人。季羡林开始时有些担心，怕教授宣布不开课。因为当时国内外有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名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但没有宣布课程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羡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受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几篇轰动世界梵文学界的论文，他自己也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梵学大师。季羡林永远感激这位德国恩师，称他为“博士父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教学方法。第一堂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律不再讲解，全由学生自己去阅读。每次上课，只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学生先念梵文，然后译成德文，教授从旁帮助改正。这种讲授外语的方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比那种无休止地分析词法、语法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上两个小时的课，学生要费上两天时间准备。这里顺便插一句话。季羡林回国后，用这种教学法教中国学生学梵文，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文革”中，却被斥之为“法西斯的野蛮教学法”，受到批判，这也算是个笑话。每周两小时的梵文课，转瞬即逝，到6月30日，不到四十天的时间，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季羡林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
　　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
　　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
　　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