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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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照。
初露锋芒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老师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十五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从来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由于季羡林各科成绩都很优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贯”。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因缘就此中断。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董先生算是鲁迅先生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以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他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古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横蛮无理的行径。这些作品均发表于1929年。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美国当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l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五三惨案”惊魂
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扫荡，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国民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日本军队当时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常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经常发生日军枪杀中国老百姓的事件。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读书，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这一年，经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结了婚。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两家门当户对。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在l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①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回首十九年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他离开了母亲，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母爱。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可这就是人生，有得必有失。诚如他八十五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霸气书库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注：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章清华学子
季羡林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但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因为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在清华读书，季羡林深受陈寅恪和朱光潜两位学者的影响，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
进京赶考
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平城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红的墙，绿的瓦，五颜六色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巨大的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