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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季羡林文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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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酌喜畈欢唷
  我的补充解释就到此为止。
  尽管荀子对“天”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家仍然是保守的。我想再回头分析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格、致等八个层次。前五项都与修身有关,后三项则讲的是社会关系,没有一项是天人关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先秦儒家,大概同一般老百姓一样,觉得天离开人们远,也有点恍兮惚兮,不容易捉摸,而人际关系则是摆在眼前的,时时处处都会碰上,不注意解决是不行的。我们汉族是一个偏重实际的民族。所以就把注意力大部分用在解决社会关系和个人修身上面了。
  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有很多形成系列的道德教条,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孝、悌、忠、信、廉、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排列得井井有条,比如五伦之类。亲属间的称呼也有条不紊,什么姑夫、舅父、表姑、表舅等等,世界上哪一种语言也翻译不出来,甚至在当前的中国,除了年纪大的一些人以外,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明白了。《白虎通》的三纲六纪,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义之所寄,可见中国这一些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
  上面讲的是社会关系和个人修身问题。至于天人关系,除了先秦诸子所讲的以外,中国历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天子”,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这种说法对皇帝和臣民都有好处。皇帝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巩固自己的地位。臣下也可以适当地利用它来给皇帝一点制约,比如利用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等“天变”来向皇帝进谏,要他注意修德,要他注意自己的行动,这对人民多少有点好处。
  把以上所讲的归纳起来看,本文中所讲的三个关系,第二个关系社会关系和第三个个人修身问题,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而且一贯加以重视了。至于天人关系,虽也已注意到,但只是片面讲,其间的关系则多所忽略,特别是对大自然能够报复则认识比较晚,这情况中西皆然。只是到了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科技发展迅猛,人们忘乎所以,过分相信“人定胜天”的力量,以致受到了自然的报复,才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情况。到了今天,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其中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如梦初醒,惊呼“环保”不止。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清醒够了。污染大气,破坏生态平衡的举动仍然到处可见。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容乐观。因此我才把处理好天人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的高标准来加以评断。
  从一部人类发展前进的历史来看,三个关系的各自的对立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制约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教条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情况不一,要求不一,道德标准也不可能统一。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对过去的道德标准一定要批判继承。过去适用的,今天未必适用。今天适用的,将来未必适用。在道德教条中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有的可能适用于全人类,有的只能适用于某一些地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区,万古长青的道德教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文章已经写得很长,必须结束了。我再着重说明一下,我不是伦理学家,没有研究过伦理学史。我只是习惯于胡思乱想。我常感觉到,中国以及世界上道德教条多如牛毛,如粒粒珍珠,熠熠闪光。可是都有点各自为政,不相贯联。我现在不揣冒昧提出了一条贯串众珠的线,把这些珠子穿了起来。是否恰当?自己不敢说。请方家不吝教正。
  2001年5月25日写完 
 
  


尊师重道
  《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从那以后,“尊师重道”这句话,就广泛流行于神州大地。这也确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方面,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dos者。”“六纪”中之一纪即为师长。可见尊师也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可等闲视之。
  我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尊重师长。然而同中国比较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迥手不侔矣。因此,谁要是想找一个尊师重道的大国,他必须到中国来。
  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到了十年空前浩劫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拨乱反正以后,虽有所恢复,然而已非昔比了。好学深思之士,关心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前途,惄然忧之。
  现在,童宗盛先生编选了这一部《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这虽然只能说是尊师重道的一个方面,然而其意义是绝不能低估的。如果我说,童宗盛先生是颇有一点“挽狂澜于既倒”的劲头的,这恐怕绝非过誉吧。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承认尊师重道的必要性的人,关心中华文化教育发展的人,志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人,会欢迎这一部书的。因此,我怀着愉快而又渴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6月30日
  (此文为《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一书序言) 
  


漫谈伦理道德
  现在,以德治国的口号已经响彻祖国大地。大家都认为,这个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提得响亮,提得明白。但是,什么叫“德”呢?根据我的观察,笼统言之,大家都理解得差不多。如果仔细一追究,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我不揣谫陋,想对“德”字进一新解。
  但是,我既不是伦理学家,对哲学家们那些冗见别扭的分析阐释又不感兴趣,我只能用自己惯常用的野狐参禅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既称野狐,必有其不足之处;但同时也必有其优越之处,他没有教条,不见框框,宛如天马行空,驰骋自如,兴之所至,灵气自生,谈言微中,搔着痒处,恐亦难免。坊间伦理学书籍为数必多,我一不购买,二不借阅,唯恐读了以后“污染”了自己观点。
  近若干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人生一世,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第三,个人身、口、意中正确与错误的关系,也就是修身问题。这三个关系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这些说法也许有人认为太空洞,太玄妙。我看有必要分别加以具体地说明。
  首先谈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成为人类之前,他们是大自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等到成为人类之后,就同自然闹起独立性来,把自己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尤有甚者,特别是在西方,自从产业革命以后,通过所谓发明创造,从大自然中得到了一些甜头,于是遂诛求无餍,最终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所有资料都必须取自大自然。大自然不会说话,“天何言哉!”但是却能报复。恩格斯说过:
  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在一百多年以前,大自然的报复还不十分明显,恩格斯竟能说出这样准确无误又含意深远的话,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奠基人之一!到了今天,大自然的报复已经十分明显,十分触目惊心,举凡臭氧出洞,温室效应,全球变暖,淡水短缺,生态失衡,物种灭绝,人口爆炸,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环境污染,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哪一项如果得不到控制,都能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到了这种危机关头,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才幡然醒悟,开了一些会,采取了一些措施。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要注意环保问题了,这都是好事。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还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努力发出狮子吼,对全世界发聋振聩。
  其次,我想谈一谈人与人的关系。自从人成为人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些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的组织。这些群体形形色色,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原则也不同。但其为群体则一也。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利益一致,有时候也难免产生矛盾。举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比如讲民主,讲自由,都不能说是坏东西,但又都必须加以限制。就拿大城市交通来说吧,绝对的自由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红绿灯,这就是限制。如果没有这个限制,大城市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里撞车,那里撞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出门,社会活动会完全停止,这还能算是一个社会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大小例子还能举出一大堆来。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最后,我要谈一谈个人修身问题。一个人,对大自然来讲,是它的对立面;对社会来讲,是它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它的细胞。因此,在宇宙间,在社会上,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关键的。一个人的思想、语言和行动方向的正确或错误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人进行修身的重要性也就昭然可见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你不是谈伦理道德问题吗,怎么跑野马跑到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上去了?我敬谨答曰:我谈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正是谈伦理道德问题。因为,三个关系处理得好,人类才能顺利发展,社会才能阔步前进,个人生活才能快乐幸福。这是最高的道德,其余那些无数的烦琐的道德教条都是从属于这个最高道德标准的。这个道理,即使是粗粗一想,也是不难明白的。如果这三个关系处理不好,就要根据“不好”的程度而定为道德上有缺乏、不道德或“缺德”,严重的“不好”,就是犯罪。这个道理也是容易理解的。
  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是伦理道德的理论和实践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打下的,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又掺杂进来了一些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终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伦理体系,仍在支配着我们的社会行动。这个体系貌似清楚,实则是一个颇为模糊的体系。三教信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不是泾渭分明的。但仍以儒家为主,则是可以肯定的。
  儒家的伦理体系在先秦初打基础时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孔子学说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伦理思想的中心,是一个“仁”字。这个说法已为学术界比较普遍地接受。孟子学说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伦理思想的中心,是“仁”、“义”二字。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词。先秦其他儒家的学说,我们不一一论列了。至于先秦以后几千年儒家学者伦理道德的思想,我在这里也不一一论列了。一言以蔽之,他们基本上沿用孔孟的学说,间或有所增益或有新的解释,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足为怪。不这样,反而会是不可思议的。
  多少年来,我个人就有个想法。我觉得,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重点不在理论而在实践。先秦儒家已经安排好了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样的安排极有层次,煞费苦心,然而一点理论的色彩都没有。也许有人会说,人家在这里本来就不想讲理论而只想讲实践的。我们即使承认这一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是“仁”,什么是“义”?这在理论上总应该有点交代吧,然而,提到“仁”、“义”的地方虽多,也只能说是模糊语言,读者或听者并不能得到一点清晰的概念。
  秦代以后,到了唐代,以儒家道统传承人自命的大儒韩愈,对伦理道德的理论问题也并没有说清楚。他那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一开头就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句子读起来铿锵有力,然而他想什么呢?他只有对“仁”字下了一个“博爱”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也是极不深刻的。此外几乎全是空话。“行而宜之”的“宜”意思是“适宜”,什么是“适宜”呢?这等于没有说。“由是而之焉”的“之”字,意思是“走”。“道”是人走的道路,这又等于白说。至于“德”字,解释又是根据汉儒那一套“德者得也”。说了仍然是让人莫名其妙。至于其他朝代的其他儒家学者,对仁义道德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我不是伦理学者,现在也不是在写中国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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