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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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上的。首先他假定大型公司作为整体存在比分拆要好，而美国现行的清算程序更有利于分拆，因为大公司整体出售时，很少有谁买得起，即使有买得起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售价被不合理地压低，这样债权人的清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哈特认为应尽量避免清算，最好是进行重组。其次，美国的现实情况是，企业债务级别多、债权人多，重组谈判难度大、时间长，重组程序令人望而生畏，所以许多本可以通过重组维持整体存在的企业最后却被分拆清算了。因此，哈特认为必须要通过债转股来简化重组程序。哈特的债转股理论实际中是一种理想化的技术性设计。
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即使偶而用之，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这种转换基本上是同证券的流动性结合在一起的，即一般只有流动性债券才可转换为股权，而且一般被转换为流动性的股票。其次，转换程序和规则是选择性的，且一般是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债务人可以在破产重组方案中将一部分债券转为股票，但必须要经过各类债权人投票批准，如果债权人不愿意债转股，这样的方案是不会被通过的，而且重组协议不能通过就必须清算。再次，债券一般并不是被转换普通股票，而是优先股，甚至被转换为可赎回的、可回售的优先股，总之同债券的性质越相近越好。从国际经验来看，虽然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债务重组可以脱离破产程序，但也并不背离破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所谓的转轨经济国家中，债转股曾被给予了很高期望，但在实际中，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匈牙利在9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的银企债务重组，90％的企业在重组计划中提出债务延期，52％的企业提出冲销债务，10％提出将债务转换为股份，6％的企业提出更换管理层，4％的企业提出购置新设备，2％的企业提出增加股权投资。波兰也在90年代初推行了银企债务重组，重组手段也主要是债务延期和债务冲销，银行只同意将列入计划的800家国有企业中的40家的债务转为股份，转股规模仅占9家商业银行债权不到2％。与波兰情况相似，斯洛文尼亚在实施债转股时也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债转股必须能使债权人对负债企业控股和接管，而且实施债转股的前提是确知有将会有其他投资者购买股权。克罗地亚的债转股规模只占银行总资产的2。5％，银行希望未来股市升值时借以出售股权变现资产。
不管是债转股，还是别的重组方式，一般而言，债务重组都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债务重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债务重组可能会使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导致治理结构在决策与监督机构上的有形调整，如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其次，债务重组使资本结构发生变化，也即债务同权益的比例、债务的种类等都发生变化，这也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不管是股权结构的变化还是资本结构的变化，新的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导向是什么，以及会如何体现于企业决策中，都是值得注意的。
处置不良资产，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其途径和基本条件如下：
1。不良资产引起通货膨胀的路径
不良资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不良资产影响银行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不足就要依赖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贷款过多、调节不当就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不良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表明发生银行支付危机的频率就会越高，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要求就越多，这一块再贷款具有刚性，这样倒逼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就会导致货币供应过多，从而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第二条路径，呆账贷款会由商业银行传导给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通过倒逼财政赤字诱发财政危机或通货膨胀，通过倒逼财政化再贷款诱发金融危机或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如果不剥离呆账贷款，就会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就会加重财政负担，财政无力就靠扩大赤字，严重的可能导致财政危机或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剥离呆账贷款，比如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也主要靠中央银行再贷款来收购，最终损失的贷款就会成为中央银行再贷款中的坏资产（再贷款财政化），这块资产流动性差，基本不能收回，坏资产增加会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失真，货币政策收缩时会遇到困难，会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这里不良资产比例或呆账贷款比例多高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危机，关键要看经济环境，经济紧缩时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经济景气时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2 。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基本条件
近期中国实体经济引发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良资产膨胀是否会诱发明显的通货膨胀，需要深入研究。目前国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有一部分已转化为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早晚要处理，何时处理和采用什么方法处理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不能笼统地说较多的不良资产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弄清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机制和条件，才能抑制、防止和消除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金融机构剥离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实际中还有2万亿的不良资产。对第二类不良资产，目前还没有研究具体处置方法，原则上只能靠财政核销或增加货币供应来解决。这些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这两点就是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条件，换句话说，只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不良资产处置得当，不良资产就不会转化为通货膨胀。
关于债转股问题我们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1。在社会转制时期，尤其当社会经济的发展由‘衣食’向‘用住行’转变，或着说消费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层级升级的时期，企业将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2。企业的不良资产将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债转股’只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
3。只要明白了银行有三万五千亿的不良贷款，政府面临着一万六千多亿的隐形债务，企业仍然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你就明白了4000亿的债转股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按照一般的货币理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我笔者认为，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化又为增发货币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债转股’不是效果不显著，而是‘药力’不够。
货币政策为什么收效甚微？
货币政策的松紧，是影响经济运转状况的关节环节。货币政策的功效可谓‘四两拨千斤’，但中国政府近年来实行的货币政策达到的效应可谓‘千金拨四两’。是政府的政策失误，还是另有隐衷？
任何市场经济国度，都会根据本国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同时，也会将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运用，比如 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紧”、“双松”或“一紧一松”、“一松一紧”等。
一般来说，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在应对股市的政策取向中，同样也会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是美国政府。1999…2000年期间，美联储曾因为股市过热而数次调高银行利率，试图适度降温；而到了2001年，又因股市陷入低迷，为激活股市，破天荒地在一年中连续11次降息。从这几年美国政府采取的调控政策中不难看出：一、他们比较注重运用货币工具，而不太愿意运用财政工具；二是货币政策对股市降温效果明显，对升温则有些勉强。如今美国政府欲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减税，至今只听楼梯声，未见人下楼，假设有一天正式实施，迭加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上，对股市的刺激作用肯定会明显。
回过头看，中国政府似乎更习惯应用财政工具。货币政策在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有效的抑制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然而在新一轮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却显得效微力乏。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降息，1999年又下调了备付金率，按简单的货币乘数公式货币供给约增加1倍多。然而，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货币的‘大幅’增加也不能刺激经济增长，表明货币政策乏力。
但是，对股市而言，好像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来说反应更灵敏，效果更明显。因为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更多在信心方面，货币政策则体现在“真金白银”方面。中国股市的本质是资金推动型的，或称成本堆积型的。不难理解，去年在同一天公布一条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一条相对严肃的货币政策——加强对募股资金的使用管理，结果市场最终出现了冲高回落，原因是缺乏推高股指的“真金白银”。仅靠区区每一万元减少20元的交易成本，解决不了股市低迷的深层次问题。
时值今日，国家仍然没有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为什么却要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提扩张的货币政策呢？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认为：1998年下半年来，国内一方面物价持续走跌，一方面经济增长加快，出现了通货紧缩。按常理应当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却非常谨慎地仍然决定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情况比较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还不太合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由国情来决定的，而不能以货币供应来决定。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增长是与企业的自有资金相配套的。如果贷款增上去，而自有资金的积累上不去就会增加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有何含义呢？戴相龙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是保守的政策，更不是收缩货币的政策，而是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加大金融对经济支持力度的政策。它包括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信贷结构、保持汇率的稳定以及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4个方面的积极内容。
货币政策本来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持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但是，现在既要它维护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定，又要支持国企改革，促进充分就业，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是极困难的。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应是中性关系，若货币政策要去考虑股票价格的变化就会使其有效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是不可控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协调的要求与压力。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仍属于典型的寡头竞争。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路途坎坷，金融竞争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人与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阀门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角色。但是因此而增加的贷款往往又与货币政策的初衷相违背。这个问题在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2。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多目标约束。中国货币政策一个相当重要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但现在要求货币政策承担的责任太多了，既要它保证物价、汇率的稳定，又要它保持外汇储备不能减少，还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就业，期望的值越高，达到的目标值可能就越低。
第二个挑战是货币政策究竟应该不应该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中性的，股票价格不应该作为决定货币政策的因素，否则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直接融资尤其是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