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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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国民经济整体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困境。
　　我们知道，这种困境本身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但这种伤害，只是基于表象与静态的分析。要想清晰地把握由多重二元结构导致的一系列反市场态势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必须深入到这种反市场态势的运作机理与演化趋势中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这一状况有充分的把握，否则，将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极为脆弱。
　　1。“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商品市场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反市场态势。这种状态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之一。
　　1）结构性病态过剩。结构性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总体而言，是一种低层次的商品结构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国民经济中低层次商品大量积压与低层次产业结构和低收入劳动力形成“恶性循环的低层次均衡陷阱”。即商品大量积压→企业无力进行资本良性周转→产品结构和技术层次停留在低水平→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益差（破产、低效益经营）→工人收入水平低（失业、低工资）→工人购买力进一步降低→企业商品大量积压。这种状况的运行结果，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走低直至最终萎缩，在面对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之时，企业将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产品而变得十分脆弱。
　　2）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困境。以结构性为主的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更为复杂。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品质量等）。这种状况，使高层次产业形不成规模，竞争力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形成高价位与低需求和低竞争力的“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商品的总量短缺→高价位→需求量少（因为高收入阶层小）→企业形不成规模→企业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国家产业保护（行业垄断）→商品总量短缺→价格高、质量差→规模小、竞争力差。
　　中国商品市场的这种“双重恶性循环均衡陷阱状态”，与劳动力市场“陷阱”和区域结构陷阱交织在一起，将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走低而最终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一旦面临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导致中国现有的高层次高价位商品的积压或盈利率大幅度降低，进一步增大此类企业的市场退出压力。到时候，所谓的民族产业就可能无法在公平的市场上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护民族尊严了。
　　由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形成的两个“恶性循环陷阱”，无疑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长期低下和竞争力的脆弱，因此，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投入，尽快实现结构合理化和层次升级，启动并推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快速发展。
　　2、“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中国资金市场的“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资金堵塞滞留、歧变流、溢流和匮乏并存的现象，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低利率（1996—1999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变流（体内循环）和歧变流（违规流向证券市场），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因缺血组织坏死）。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陷阱”。即投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国民经济病态运行→国民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破产、倒闭、效益低下、规模无法有效扩张）→竞争力逐步弱化→融资更加困难→资金更得不到有效配置→投融资渠道更加不畅。这种“陷阱”的循环运行，必然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不足和病态运行，必然使国民经济竞争力逐步弱化。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投融资渠道的疏导，使投融资体制能够把资金合理地配置到国民经济中，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这是刻不容缓的、关系国民经济安危和人民福利水平的大事。
　　3、“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必须尽快解决其就业问题，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实现，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改造。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对量短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需要大量高素质、文化水平较高和拥有较高技术（尤其是高新应用技术）的人才，但在这方面的人才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这种缺口，短期内很难完全弥补。
　　中国劳动力这种两个“绝对量”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两缺口模型”—资本缺口与人力资本缺口并存，即过剩层面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用于改造低素质的人力资本，而短缺层面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能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两缺口状态，一方面使：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形成“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即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依然很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这种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循环均衡陷阱的运行，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八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直接面对“西方富强”的竞争的情况下，无疑，经济的脆弱性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低层次形成“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即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缺乏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这种“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种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长期运行，将使国民经济整体“不断积累弱势”，这种弱势将制约中国经济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经济直接面对高层次产业结构的“西方列强”时，一方面，巨大的工资差距将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滞留国外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
　　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
　　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