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的产业。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村处在什么地位—历史视角的分析
城乡关系，是任何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城乡关系为什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中西之间的城乡关系有没有区别？
1。超限度的剥夺—…城乡关系的历史反思
城市和乡村分离并作为人类的不同聚居态并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人类群体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确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剩余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类群体聚居态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后，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则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聚居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国中为市”的固定商品交换场所和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市”。从此，人类社会系统（聚居系统）开始了逐步从无城无乡的同质集合体向城乡有别的异质结合体的演变，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由此开始。
最初，城市居民还没有同农业完全脱离，“在古代社会，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但是，进入奴隶社会，城市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国家官吏的聚居地，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从而逐步形成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乡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变为农奴或农民，并相应地引起人类聚居状态发生变化。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规模、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上的区别日趋加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尽管各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对乡村实行剥削和压迫导致的城乡对立日益严重，则是其共同特点。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乡关系在封建时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表现特殊，乡村庄园里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统治城乡，而城里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则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手段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乡村。城市平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从十一世纪起就开始了绵延不断的“城乡之战”，后来这种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出现的，城市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不如说是封建统治的神经中枢，是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于是，整个社会被分离成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其上层体系是城市利益集团，朝廷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其上端；而下层体系则处于广大农村，地主和乡绅为其上端，地主和乡绅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乡村不可或缺的“居间人”。国家机器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向前驱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赋税、徭役和地租等经济剥削上，还表现为设置在大小城市里的层层统治机构对农村的残酷政治统治。对农村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在城市的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乡对立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对抗色彩。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城乡关系后来演变路径的不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机器大工业本身具有的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索取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要求资本在有限的时空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使商人阶级逐步积聚财富成为贵族，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拨乱反正”，城市不是作为商人逃避封建统治的避难所，而是成为商人借以对乡村剥夺的根据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一不是采取剥夺农村进而将资本向城市集中，并驱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方法来推进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且“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点只能是以农村的长期凋敝和贫穷为代价撑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而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统治下，并没有使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社会整个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城乡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乡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一方面，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残忍地剥削广大农民，使整个农村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一片凄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古都名城原有的城市工业和周围腹地的农村经济解体，从而出现停滞和衰败现象，但同时也使某些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如沿海、沿江和沿铁路干线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其工业和公用事业最初是由政府创办（创办者往往是大官僚、大买办，因此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买办性，而当时外国资本趁我国民族工业薄弱之际大量侵入，联合官商资本一起集聚在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城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严重地加剧了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间差距急剧拉大，加上这些城市大多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向广大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致使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具有了对立的残酷与野蛮性，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事实上，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困境：如大量贫困潦倒的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土地大量荒芜、城市出现贫民窟、社会经济整个陷入困顿状态、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所有这些不仅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为以后城乡协调发展制造了许多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城乡之间地位互换导致的相互依存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始终是作为城市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在城市压迫和剥削农村造成城乡对立的状态下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所以，走向城乡协调之路，最根本的条件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城乡协调才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制度安排与经济攫取—新中国为什么还有城乡差别？
1949年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和利益上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并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境况，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的工业化道路。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都以牺牲农业积累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也不例外。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可能走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法超越这一障碍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农业就自然成为工业积累唯一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把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以支持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两种转移方式：一是实行重租重税公开转移，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公开的转移；二是依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隐蔽的转移形式。中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农产品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条件，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集中为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种制度，逐步使“以乡托城”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强化定格。单位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的方针将城市居民全“包”下来，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制度为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进一步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人民公社制度虽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但其现实的功能，却是为向农业索取资金以维持城市工业的社会结构体系形成与运作奠定组织基础。这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建立起的制度和组织，把农业所能提供的积累以隐蔽的“农民的贡赋”形式不断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