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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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钉马蹄铁。这跟他们原先的信仰不合，钉马蹄铁的手法也很生硬。马匹被缚捆好，掀翻在地上，马蹄铁也是因陋就简，找当地的铁匠胡『乱』打造一副，并不是出自远征队的成员之手。我想，以蒙古马的坚忍，被他们胡整一两次，应该还挺得住，但常常这样搞，又要这些马踏上跨洲的征程，大概没走多久，全都得跛脚。

　　　　从“大夫”的信上，我也知道我们的赠马还是被留在巴颜乌古烈过冬。看来那批伙伴终于克服了偏见，说服自己：哈萨克人其实并不吃马，因为在那附近可能找不到蒙古部落帮他们照顾马匹。他们终于学会了自助长途旅行必须经历的一课：要信任沿途民族的人们，跟他们合作。“大夫”并没有告诉我，葛瑞尔是不是打算重新归队，巴雅尔、戴尔哲明年会不会跟阿乌博德继续未完成的旅程，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哈萨克共和国，一路杀到法国。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趟旅程的可行『性』不高。他们必须横越的苏联领土上处处『骚』『乱』，经济失调，民族纷争不断，沿路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照顾这批远道而来的过客？

　　　　苏联解体带来厄运。

　　　　蒙古的光景也大不如前，问题逐一迸发，前途晦暗不明。我和保罗在草原上驰骋的那个夏天，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的美好岁月，旧有的秩序大致完好，人民生活还算稳定，但是苏联的扶持与经济援助，在那时已经到尽头。苏联不只撤走了驻军与各种军事设施，对蒙古的援助也因为国内生产一落千丈而不得不大幅削减。以往，就个人的平均值来说，蒙古接受的苏联援助要比古巴高，称得上是东欧集团中最得宠也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蒙古的厄运才正开始。苏联改口说，先前的援助并不是赠与，而是贷款，是要还的。蒙古『政府』当然还不起，苏联『政府』立刻施展铁腕，断绝油料供应。以往蒙古都是靠苏联提供油料，并没有别的来源，这一手顿时让乌兰巴托方寸大『乱』，蒙古的交通系统全面瘫痪，国家的分配系统也随之瓦解，依靠外来资源供给的区域，特别是首都，陷入一片恐慌。也因此，蒙古出现了一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他们拥有比人口还多的牲口——羊、牛、马、山羊，首都人民却没有肉可以吃，更不用说蔬菜了。

　　　　“大夫”在信上说，乌兰巴托的人民已经开始领配给卡了。冬天才过了一半，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就见不到羊肉了，只剩下黑市还有一些小贩在偷偷贩卖新鲜骆驼肉，可是数量也不多。面粉几乎找不到了，囤积是违法的。西方的媒体报道，乌兰巴托的主『妇』要很仔细地把阶梯上的面粉扫干净，

　　　　免得让人发现他们在黑市买面粉，留下把面粉袋扛进屋里的证据。

　　　　这个盛产牲口的国家，突然之间，面临了空前饥馑的困境。蒙古『政府』已经向日本寻求人道援助；没有食物，只好把一瓶瓶的『奶』酒分给大家。首都经济濒临瓦解，苦苦支撑，证明了我们的朋友康保先生——也就是先前提到的那个地方官员——确有先见之明：如果能改善牧民在原野间的生活，他们的日子还会比较舒服，犯不着挤到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大而无当的乌兰巴托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越是混『乱』、越是压力重重的年代，蒙古人民就越怀念成吉思汗。19世纪70年代，普热杰瓦斯基发现，蒙古人民始终相信，成吉思汗会复活，解民于倒悬；他认为这是人民不满满清『政府』的压迫所产生的一种反动思想。蒙古人民说，成吉思汗的不朽身躯还蛰伏在鄂尔多斯成陵中伺机而起，“成吉思汗仍在墓中沉睡，只是凡人不知道罢了”。1911年，也有类似的谣言流窜，当时的蒙古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满清『政府』的统治，他们希望成吉思汗跨马而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就连外国人都来利用成吉思汗的余威，不过，对成吉思汗奉之若神的蒙古人民来说，根本不在乎其中的差别。“疯男爵”恩琴自称是成吉思汗复生，尽管他是个白皮肤的巴尔干人，许多重要的大喇嘛照样支持他，使得乌尔戛一度混『乱』。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本名为《蓝蒙古人的蓝标准》（the　blue　standard　of　the　blue　mongols）的演义小说。在故事中，蒙古的男女变成了骑士淑女，技艺惊人，有着超人般的能力。这本小说没有半点根据，又是出自外国人的手笔，翻成蒙文之后，却成为当地的畅销小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行为模式和信条，依旧深深影响着蒙古人民，也难怪他们看到这本荒诞无稽的书，感到特别亲切。

　　　　全蒙古的共同认同。

　　　　成吉思汗的荣耀至今仍然深植在牧民的记忆里，掌握了这一点，我跟牧民共骑时，就更能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很固定，任何可以增添生活滋味的小趣味，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名的惊喜。而尽管外界物换星移，变化得相当快，他们仍然坚持传统的蒙古生活。他们觉得，“真正的”蒙古人不会住在乌兰巴托，应该像他们一样，在原野漫游。不管是在肯特省，还是在杭爱省，不管是养羊、养牛还是养骆驼。我们在路上碰到的牧民，绝大多数都很赞赏我们的计划——骑马横越蒙古高原，唤起大家对成吉思汗的记忆，重建中古驿站传统。

　　　　奇怪的是，同一批蒙古牧民，对我们蒙古之外的行程却没多少兴趣，只是不断追问我们在蒙古旅行的各种细节：我们在蒙古要走什么路线？从这个爱马克到下一个爱马克要走哪条路？我们对曾经造访过的地方有什么观感？他们的好奇心让我们了解，这些牧民虽然东飘西『荡』，四处为家，但他们的足迹所及之处，也有一定的局限。他们并不会在蒙古各地放牧，多半会待在他们的苏木和爱马克附近，偶尔到乌兰巴托观光而已。他们也不怎么认识他们的国家，尽管蒙古有丰富多样的面貌，他们也只能从苏木中心的电视管窥一二。也许，对成吉思汗的追念是全蒙古共同的民族认同。蒙古人散布在高原的不同角落，平常并没有机会来往，成吉思汗是他们心灵上的交集。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个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在蒙古，能一肩挑起这份荣耀的，当然非成吉思汗莫属。自蒙古有文字以来就维系不坠的祖先崇拜，更加深了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追念。卢布鲁克的足迹遍及全蒙古，到处都看得到这种现象。糅合了转世思想的祖先崇拜，是喇嘛教的核心教义。在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是活佛，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活佛转世这种继位方式始终奉行不逾。第八代呼图克图过世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甚至被迫公开宣称，活佛转世的系统至第八世而绝。为了说服一般的乡民，他们说第八代呼图克图放弃往生，要他们死了这条心。

　　　　对成吉思汗的记忆却没有这么容易根除。蒙古官方一度否认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共同祖先，但是对成吉思汗的思念，却依旧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与蒙古紧邻的中国曾经饱尝蒙古铁骑的侵略之苦，但他们反而尽力保护成吉思汗的遗迹，争取蒙古文化的正统。1939年，国民党『政府』把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遗体”从鄂尔多斯高原移到较为安全的甘肃省。十年后，国民党政权还是觉得不安心，又把这“遗体”往西迁移。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把这副残存的骨骸送回到内蒙古，把成陵扩建成蒙古人民的信仰与朝圣中心。

　　　　要测量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无尽追思，其实并不难。苏联控制蒙古的这七十年里，在泯灭成吉思汗的遗产方面称得上不遗余力。宣传整肃，外带全面的“现代化”，都没有磨损蒙古人民对他的记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中，蒙古的社会组织被彻底翻新，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但是成吉思汗在这个古老国度的分量，不曾减轻一丝一毫。这趟蒙古寻根之旅目的是寻找蒙古文化的根，我亲眼看到苏联统治的负面影响。语言、民族艺术、区域特『性』、传统技艺、古老的传统信仰，被侵蚀得面目全非。看到我最感兴趣的文化特『色』逐渐没落，我当然心痛，但苏联进驻后，对蒙古人民有了正面助益。苏联顾问、苏联科技、苏联训练彻底改变了普热杰瓦斯基跟布斯卓眼中的蒙古，现代蒙古不再是落后、了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举个例子来说，布斯卓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奇怪的理论：蒙古人很少洗澡，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辈子和水接触多了，下辈子会变成鱼。让这位女士震惊不已的“肮脏蒙古”，如今不复存在。

　　　　保罗跟我先前提过好几次，那一阵子，我们俩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特别是在吃饭时，尘土飞扬，不知道到底吞了多少泥沙。在那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很难把自己打理干净，加上一天到晚都在骑马赶路，日子过得异常简陋，也实在顾不了这么多。虽说如此，在蒙古原野上，懒得洗澡的人如今已经是异类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卫生的习惯，城市阴暗角落的流民反而比他们更邋遢。只要我们在小溪或是湖边扎营，就能看到牧民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会拿着肥皂『毛』巾去洗个澡。

　　　　牧民和马紧紧相依。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牧民赶着牲口，在蒙古高原漂泊，居无定所；如今的蒙古人无复古风，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大规模地游牧了。最初是满清『政府』圈地，限定蒙古牧民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放牧。然后，喇嘛占去了蒙古大部分的土地，许多人沦为农奴，就算以放牧为生，也没人敢侵入喇嘛庙的产业。其实在成吉思汗时代，长距离的游牧也很少见。在蒙古的核心地带——肯特省与杭爱省，牧民干湿两季间的迁徙，常常只是近距离的搬家而已，与现代的放牧大队根据上级指示夏冬两季迁换牧地的范围差不多。现在的牧民一年大概移动蒙古包两三次，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可能要逐水草移上个六次。在蒙古，处处可以见到传统游牧生活的遗迹：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居所，财产简单，可以随身带着走；贫富则依照牲口的数目来判定。游牧时代尊崇的价值：向往自由、个人独立负责、家庭自给自足，依旧散布在所有蒙古牧民的心中。

　　　　蒙古牧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他们刻苦耐劳、友善好客。一般的蒙古人民至今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他们全力投入，使尽全身的精力，却不见得能挣到什么。首屈一指的蒙古专家兼旅行家——欧文？拉提摩（owen　lattimore）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穷牧民才是真牧民。”他的判断放在现代蒙古来看，确实有道理。这个国家太穷了，没有足够的资源克服天然限制；蒙古虽然是亚洲的心脏地带，却是一颗不会跳动的心。人民以游牧为生，保留了大量中古时代的习俗。现代牧民虽然穿着工厂出品的靴子和衣服，用便宜的进口餐具吃喝，经常使用塑料制品，但基本上与他们的祖先没有两样，就只差在他的父兄以前是向中国商队买这些东西。他们住的毡帐、每天都离不开的马鞍、马缰及绑头发用的生皮，马衔上用的生铁，都是自己做的，跟中古时代的蒙古人一模一样。蒙古人最珍爱的小玩意儿——粉红盖的镶玉鼻烟壶、花式艳丽的刀械器具以及『色』彩斑斓的绣花外套，也还是来自中国。

　　　　外人实在很难想像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波顿曾经引用1956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政府』官员回忆录——《老书记的故事》（tales　of　an　old　secretary）说明蒙古生活的艰辛。这个老书记小时候，家境贫苦，曾经困在风雪中，九死一生。那场暴风雪是蒙古人所谓的“德沙得”（dzud），体力孱弱的牲口很难逃过一劫。老书记当时不过十三岁，大风雪还没来时，家里使唤他去照顾牲口。雪势来得猛恶古怪：

　　　　就像黑夜一样深沉。我四处打量，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瞎了一般，我连我的叫喊都听不见，更不知道马群在哪里……冻结的冰块从我马背上，丁丁咚咚地掉了下来。马已经禁不住了，身子不断颤抖，不辨方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我身上穿的是厚厚的羊『毛』外套，但还是冷得要命。我想我这次是活不成了。我找了个洞『穴』暂且避风，心里却不住怀疑，我真的能熬过这场风雪吗？我还看得到我亲爱的母亲吗？我浑身发抖，惊惧不已。

　　　　这个年轻人熬过来了，可是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童年的苦日子。乔巴山也一样，他的家人养不起他，从小就把他送到喇嘛庙里，他受不了里面的折磨，逃了出来，宁可在乌尔戛的灰暗角落讨生活，也不愿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