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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论语别裁-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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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宗教里,认为人生不是哪一个主宰,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另外定了一个名称:第一因。第一个因子哪里来的?第一个“人身”哪里来的?印度来的佛教、中国的道教,都认为人不是生物进化来的,也不是由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是连起来的。东方学说认为光靠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两个东西不能够形成一个人。人的形成需要“三元和合”,由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配上灵魂而形成人。现在已有人研究出来试管婴儿,将精虫和卵子放进试管里看到他长大,那是不是三元呢?还是三元。精虫、卵子在玻璃管里或在人体里成长,是一回事。精虫与卵子之能够结合,还是靠一个灵魂的力量来的。人生出后有高、矮、胖、瘦、智、愚之分,不完全是遗传,遗传仅是因素之一,其中另有因缘。因缘的观念,是来自印度佛家的文化。譬如说,我在这里讲《论语》是因,大家在这里听就是缘,双方就有这个因和这个缘。相反的,大家是因,因为有大家在听,我才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就是缘。因与缘互相连锁的关系,就叫作因缘。那么人生下来,有四种因缘,一种是亲因缘:它是种性,(这些问题讨论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只大概提一下。)包括了灵魂的关系,人的惯性的关系,由过去的生命历程带到了现世,又由现世再带到来世。至于父母的遗传等等,属于疏因缘,又名增上缘。何谓增上?一颗种籽,本身是亲因缘,种下泥土以后,因地质不同,吸收的养分不同而变,虽然变了,但它的本性不大会变的。所以西方遗传学所讲的,在我们东方哲学说来,那不过是增上缘的一点作用而已,并不是全部作用。有了现在的生命以后,就叫作所缘缘。何谓所缘缘?如苏东坡的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人为了今生读书已经太迟了,今日要赶快读书,以便来生的智慧高一点,这也可以做为所缘缘的说明。第四是等无间缘。因缘的关系是永远连续不断的下去,所以是平等的,没有间歇性,永远是转下去,等于我们的银河系统,是永远在转,连续关系转下去。这里大概介绍一下,这是哲学上一个专门的课题,也是科学上一个专门的问题,很麻烦,很精细的。我们现在只能约略地讲个大概,这也就是生死的问题。

东方哲学还有一个东西讨论,最初的生命哪里来的?东方哲学有所谓“原人论”,原始的那个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禅宗——这是中国的特产——其中主要的问题,也是问“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照唯物论的解释“人死如灯灭”,这答案行不行?不能满意。事实上证明,人死不如灯灭。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灵魂学的调查,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譬如说有的人没有死,已经有死的征象。不说远的,就说发生在台湾的事,有位老朋友的老太爷,在他死前三天的早晨,他自己的老太太,就看到她的老伴站在门前往外走。老太太呼唤他不要出去受了凉,但又倏忽不见了。再回到房间一看,老太爷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时老太太心里知道,老伴快要死了,所谓灵魂先出窍了。果然三天以后老太爷去世了。这种事例倒蛮多的,这许许多多事例,在科学上都还是不可知之数。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活到死,死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正常的死到底是怎么死的? 生命的幽默

《庄子》书中有句话妙得很,他说:“不亡以待尽。”这话怎么说呢?意思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并没有活,是在那里等死。所以庄子又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当一个婴儿出世,我们说生了,但庄子的观念中,那不是生了,而是死亡的开始。自生之时就开始慢慢走向死亡。两岁时,一岁的我过去了;十岁时,九岁的我过去了;四十岁时,三十九岁的我过去了,天天都在生死中新陈代谢,思想也在生了死,死了生。我们一个新的思想生了,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流水一样。正如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庄子说看着这生命活着,没有死,是在等最后的一天。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确是这样。所以有人学哲学,学得不好的,反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你说搞了半天有什么结论?没有结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但是也有人通了的,晓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缺憾的世界。像曾国藩在晚年,就为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要求自己有缺憾,不要求圆满。太圆满就完了,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如宋朝的大哲学家,通《易经》而能知道过去未来

的邵康节,和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弟兄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二程和苏不睦。邵康节病得很重的时候,二程在病塌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是苏东坡,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来。邵康节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举起一双手来,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程氏兄弟不懂他作出这个手势来是什么意思,后来邵康节喘过一口气,他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然后死了。这也就是说世界本来缺憾,又何必不让人一步好走路!

这里是谈生死问题,孔子并没有作结论。依哲学上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无法作详细的介绍,如果像现在这样讲法,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就是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也讲不完。而且谁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哪里去?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作绝对的论断。只有在医学上,以科学的观念说,人怎样是生,怎样是死,有生命的延续,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可见医学上也认为人随时都在生,也随时都在死,人的身体就和一个小宇宙一样。就是一片树叶,在科学的观念中,比一所核子工厂

还复杂,而人体的结构,就有如宇宙一样复杂。譬如我们一餐三碗饭下去,如何的消化,如何的供给人所需要的热能,如何排泄废物,其间的过程是够复杂,也够奇妙的。如果再加上一些寄生虫和那些帮助消化的细菌在内,那关系可就更不简单了。

生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孔子在这里答得很奥妙,他说鬼神是属于天道的事情,“人道迩,天道远。”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去谈那么遥远的天道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认为子路他们这批学生,程度还不够,对于生死问题,就难说了。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活下去,尽到活着的本分,先把人作好再说。

鬼神问题、生死问题,人类文化上两个大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注意。

世界各国大学的哲学系,各派宗教乃至现在有许多科学,都在研究这两个问题。人类文化到现在,对这两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究竟有没有鬼神存在?生是怎 么来?死是怎么去?原始的人种究竟怎么来的?

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共产主义的哲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吸收希腊方面的唯物哲学而来的。其次,影响了人类思想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这几种学说,同时构成今日世界人文文化一个大问题的存在,不过目前被物质科学的进步,将这问题掩盖住了,使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

生与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新的理论,一部分已经成立——整个的还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讨论得完的。《论语》中显然提到这两个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再作讨论,只能在这里作一个交代,将来我们有别的机会,再来研究这些问题。

孔门弟子的素描

《先进》这一篇,到了这一段鬼神问题与生死问题是一个高潮,现在继续下来,是对于人物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这是孔子对于这几个学生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孔子观察他,说他讲话很温和,有条有理。为什么讲话那么重要呢?这就好比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看一个人头脑够不够精细,不一定要看他的鼻子、眼睛,只要听他讲话,就会知道。有些人有条有理;有些人说了半天,主题还没有讲出来。一个人处事有没有条理,在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闵子骞在旁边是“訚訚如也”,温和,有条理,看着很舒服。子路呢?“行行如也”,什么是“行行”?光从书本、知识上,是难以了解的,要配合人生经验,才会知道。司马迁写《史记》,他自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读多了,不是学问,是书呆子,没有用。还要行万里路,观察多了,才是学问。从前,看到好几位当代的大人物,观察的结果,就懂了“行行如也”这句书,此公说话很简单,但不断在动,好像坐不住一样。这才想到就是子路的“行行如也”。冉有、子贡这两个人“侃侃如也”,这“侃侃”是形容他气度很大,现在的话是很潇洒。对于这几个人,最后孔子下断语:“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他说子路将来不得好死。结果孔子看对了。子路后来是在卫国的政变中战死的,死得非常光荣。前面说过,他是为了赶回为卫国平乱,身受创伤,然后整肃衣冠,端坐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明各代,这种人物很多,战死了以后还站着,尸体绝不倒下来,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往往为他立祠建庙,这就与鬼神、生死的问题有关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

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这一段是由子路的“行行如也”所引起的。

“子乐”,描述当时孔子对于这几个围绕在身边的学生,觉得很高兴。可是他很遗憾地深深惋惜子路将不得善终。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子路的“行行如也”。譬如有些人坐下来会抖腿,在相人术上,这种人有多少钱都会被他抖光,这是一种“败相”,不但钱会抖光,事业也会抖光,实际上也就是“行行如也”的一种小动作。人坐就是坐,睡就是睡,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前面有相,后面有相,真正看相,太不简单,这是以中国文化中,形名之学作的说明。这是孔子对常在身边几个学生人品修养,表现在外形上的一个定评,虽然是简单一句话,但是很扼要。

言语的艺术

下面跟着就是说到处事了。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是说鲁国当时财政经济发生问题,鲁国有一个人出任长府,这个“长府”相近于现代的财经首长,不过不能完全和现在比。现在财政经济是分开的,会计也是独立的;过去所谓长府就是管钱的,包括了财政、经济,国税局乃至于审计部,这些业务都集中在一起。换句话说,是管如何收钱,如何用钱。鲁国当时主管长府这个机构的人,大概想对当时的制度有所改变。闵子骞说话了。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如果变更制度,影响比较大,整个社会又要经过一番波动,才能适合新的制度,不如用旧的制度。你看怎么样?

这就是闵子骞说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就是上面说的“訚訚如也”。他是一位社会贤达,始终不想出来做官,立场超然,所以他说了:“何必改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不讲外国,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易经》的道理。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毛病的。这是政治哲学的大道理,研究起来也很麻烦。因此闵子骞当时不主张一时变制度,否则突变的结果,社会要出问题,所以他在客气话以后,下一个结论“何必改作!”这是闵子骞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意见。后来传到他老师孔子那里,于是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里的“夫人”不是太太,“夫”是起语的“语助词”,话还没有说出来,先发的声音。孔子认为闵子骞“訚訚如也”,平常老老实实,不大说话的,但是这次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他说话了,而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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