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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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
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说了半天，就是解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子还是赞成隐士思想。他说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当前的机会不属于我的，你也没办法去救，那么先要保护自己，充实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在下面“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渐渐上了轨道，有才能的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倘仍无法贡献，还处在贫贱中，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耻辱。如果在一个动乱，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安享富贵，或是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不正当的途径取来的，这也是不对的，可耻的。
跟着这几句，便又说出真当“隐士”的客观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问题又来了。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职，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批评政事。真当隐士的更须要有如此的胸襟。这几句话，我们要常注意。现在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经验。我不是学者文人，但常与学者文人接触。学者文人最喜欢谈政治，而且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几乎没有满意过的，尤其学自然科学的学者，更喜欢谈政治。我的结论是越外行的越喜欢谈内行话。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这句话对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答道：“这有什么难？”我说：“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时此刻看的什么公文？说的什么话？你我所知道的情报、资料，都是从报上看来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大有问题。就算是可靠的，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还是有限，不知道还有多少不能发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现况，又相隔很遥远了。像这样如何可以去谈政治？而且政治绝对要靠经验，不是光凭理论的。 你说某某不行，你自己来试试看，毫无经验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以很具体的事实来说，荣民总医院某手术室，此时在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开刀，你我能知道吗？即使自己亲人进手术室接受治疗，而我们被关在门外，他在里面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门就不知道。所以‘谋其政’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要在那个位置上才能执其政、谋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滑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作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时，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复兴运动
子曰：师挚之始，关雄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这里讲到文化的重整，等于我们现在讲文化的复兴。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因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急于从事文化的复兴来力挽狂澜。他先从礼乐入手，《诗经》也可以说是乐的一种。《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之乱”的“乱”字，古代和现代的意义有所不同，千万注意。古代这个“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
样用。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有治疗、痊愈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们一刀，是伤害；而我们手上或脚上生了疮，医生锯下我们一条手臂或一条腿，就不算伤害，反要感谢他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代文字少的时候，就有许多字义是借用的。
“师挚之始”，师挚是当时管理鲁国文化的大乐师——不是乐队的大乐师，勉强说，相当于文化局长，但不只是一个做官的，他本身是个专才。孔子这里说，鲁国文化经过整理，新旧文化交流以后，非常悠美。可是跟着而来的，下面孔子又讲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叹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叹当时的社会，一般人的思想与个人的修养，犯了三个大毛病。这三个大毛病，不止是孔子当时的社会如此，在我们看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尤其现在看来，格外同意孔子的这三句话。许多人“狂而不直”，“狂”本来不是坏事，孔子也欣赏狂狷之士，虽然还不够标准，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成为圣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还有可取之处。“狂”就是豪迈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对就是不对，说了他，他并不恨你，这类的典型为狂。“狷”，毫不苟取，不义之财一点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绝不做，很保守，个性独立而很有道德修养为狷。孔子认为假使没有君子之人，那么狂与狷这两种也不错。
有一个朋友，在大陆曾当过省府委员、厅长一类的职务，他狷介得使人有点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车，我替他付了一张公车票，他一定要想办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张。这种人非常可爱，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与。还有一个朋友，抗战时在某单位工作的廖先生，学问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约会，他坐汽车到衡阳街和我见了面以后，就下车，和我坐一辆三轮车走。照他的习惯是走路的，坐三轮车还是依我的习惯。所以换车，是因为他到衡阳街是公事，和我见面后的活动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车放回去。他这种不苟取不苟与的精神，我非常佩服。胜利以后，他奉命到上海接触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头都在座，而他穿一套旧中山装，像个乡巴佬一样到场，大家都不认识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观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临死的时候，好像预先知道，早几天就约一些好朋友当天去吃饭。饭后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们一起和他念佛。念着念着他不念了，不动了，就这样去了。这是很妙的。这位朋友，的确做到了狷介，做官几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临死时的从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一点没有牵挂，很坦然，而且早一个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养与生死来去，都有关系，“狂而不直”，有许多人狂，豪迈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内心不正直，歪曲心肠，这是一个大毛病。
“侗而不愿”，看起来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样子，但一个人貌似忠厚，而心里鬼主意蛮多，并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有许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却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辈子人。“吾不知之矣”，孔子说有这三种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三句话，也就是孔子当时看时代在变乱中，多半是这一类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实相而内心并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浅薄，浅薄到没有内容，还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学。因此孔子很感叹。事实上一个乱离的社会，这都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时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样的感叹：“吾不知之矣！”这句话很幽默，意思是说实在不知道这部历史将变成什么样子。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是以正面言论结束上面的话。孔子说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充实，还要改进。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曾国藩他们经常引用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问有个很简单的原则，停留下来，就是在时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进步，就是退步，没有停留在中间的。这个观念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学如不及”，求学问要随时感觉到不充实。以这样努力的精神，还怕原有的学问修养会退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情，懂了一点就心满意足，结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对这句话更须要反省。有时我们看到许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学问事业成就了，往往自认为什么都对了。事实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学识也好，一切都要被时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终好学不倦，这才叫学问，才不会被淘汰。我看到几位中年朋友，的确是值得佩服。家里藏书非常多。他们的年龄，都快到六十岁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间读书每每到两三点钟才睡。因此他们的学识、能力，不断在进步。所以这一点习惯一定要养成。依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读书的习惯养成了，要无书不读，甚至坏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说了孔门学问中个人的修养，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则以后，接着是评论中国历史哲学的一个标准。儒家在历史上特别推崇尧、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巍巍乎”三个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伟大的意思，用白话可以写到几十个字的句子，古人三个字就形容出来了，甚而可以只用一个“巍”字，就表达出来了。这不去管他。孔子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这种帝王位置的传替叫做“禅让”，禹以后变为“家天下”，但并不是禹的本意，因为禹所传的人，没有找对，后来才又找到禹的儿子继承下来，这才变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万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传》。这篇书很难读的，这篇书懂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大概也就懂了。这样才能了解司马迁对于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观点。
说到司马迁的文章，也可以说有一点坏道。何谓“坏道”？世界上骂人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司马迁；批评文章写得最好的，也是司马迁。好在字面上看不出来在骂人，也看不出来在批评人。他写了《史记》以后，在一封给朋友的回信《报任少卿书》中，就说写了这部《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我们幼年读书，只知道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读，觉得司马迁牢骚大了，都在骂人，牛也吹大了。他说周公汇集了中国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发挥了中国文化以后，到他司马迁时，中间又是五百年。于是由他来写《史记》。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千多年以来，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马迁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思想。他认为自己写了《史记》，没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将来有人看得懂的时候，再“传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传》中，对于“公天下”的历史哲学道理，在第一节中就说得很有条理。他的意思说，不要以为古代“公天下”的“禅让”是那么简单的。他说尧年纪大了，要找一个继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个大孝子，尧才把他找来，并没有立即让舜当皇帝，要他从基层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给他经历，训练他，一直经历了几十年，然后才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所以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上说“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这句话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过这些字眼，才会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替国家做事的人，要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上道德才能，经过考察又考察，认为可以传位才把帝位交给他。这表示传天下并不简单，而是非常困难的。舜找禹更慎重了，当时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没有办好，犯罪被杀掉了。舜再用他的儿子禹来治水，大禹治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经过自己家门口， 都没有时间回去，（也有人唱反调，写反面文章，说这是故意假装给人看，目的想当皇帝。事实上也可以说作此批评的，没有行政经验，一个真有责任心的人，实在会忙得没有时间回家。）然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