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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论语别裁-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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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是儒家仁的修养,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工夫。刚才我们提到《孟子·尽心》篇,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我们应该读读《孟子·尽心》上下两篇,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

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路。接着他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就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如文学高的,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就没有中心

思想,既没有中心思想,靠什么成名呢?所以做学问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倒楣的时候不颓丧,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换句话说,得意的时候,要依仗仁而成功,失败了,也要依靠“仁”而安稳。

兼收并蓄见仁心

因此他说明达到仁的修养: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呢?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实在很难得;可是,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看不起不仁的人,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宋儒的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这样一来,宋代以后的儒家,意见纷争,越来越多。我们看《论语》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解释。因为接着下面就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我们讲道德,别人不讲道德,我们就非常讨厌他,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所以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写照。我觉得冷了,想到别人也怕冷,要别人快去加衣服;想到自己,就联想到别人。假如我自己仁,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那我也是不仁。

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是他假设的话。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

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伸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完全是两回事。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

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如果在本起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

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起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

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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