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全集-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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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
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
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
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劝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
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
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
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
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
性的劝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
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
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
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
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
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
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
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
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
《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
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
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
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
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
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
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
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
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
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
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
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
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
《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
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
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
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
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
“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
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
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
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
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
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
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
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
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
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
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
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
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
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
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
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
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
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
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
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
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
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
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
“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
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
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
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
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
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
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
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
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
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附录
王安忆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
祁建文
许多人认为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女作家，并将她与张爱玲作比。
对此，王安忆说，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
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
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
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
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
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我出生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张爱玲的上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
为主的上海。上海是个舞台，作家写小说需要周围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舞台上。我认
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
感受没有共通之处。
——摘自《文论报》
我爱比尔
01
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出现一棵柏树。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一会儿在左，
一会儿在右。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没有人影。天是辽阔的，有一些云彩。一辆大
客车走在土路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
比尔开始的。
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二年级。在这个活跃的
年头，阿三和她的同学们频繁地出人展览会、音乐厅和剧场，汲取着新鲜的见识。
她们赶上了好时候，什么都能亲闻目睹，甚至还可能试一试。阿三学的是美术专业，
她同几个校外的画家，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比尔就是在这画展上出现的。
画展的另两个画家，是阿三业余学画时期的老师，也是爱护她的大哥哥，都是
要比阿三年长近十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代。在他们的画里，
难免就要宣泄出愤懣的情绪，还有批判的意识。相比之下，阿三无思无虑的水彩画，
便以一股唯美的气息吸引了人们。在圈内人的座谈会上，阿三声音颤抖地发言，说
她画画只是因为快乐，也吸引了人们。这阵子，阿三很出了些风头。当然，随着画
展结束，说过去也过去了。重要的是，比尔。
比尔是美国驻沪领馆的一名文化官员。他们向来关注中国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
再加上比尔的年轻和积极，自然就出现在阿三这小小的画展上了。比尔穿着牛仔裤，
条纹衬衣，栗色的头发，喜盈盈的眼睛，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
青年形象。他自我介绍道：我是毕和瑞。这是他的汉语老师替他起的中国名字，显
然，他引以为荣。他对阿三说，她的画具有前卫性。这使阿三欣喜若狂。他用清晰、
准确且稚气十足的汉语说：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你来告诉什么，我们看见了我们
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阿三回答道：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东西。比尔的眼睛就亮
了起来，他伸出一个手指，有力地点着一个地方，说：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你只要
你的，我们却都有了。
这几句对话沟通了他们，彼此都觉着很快活。
比尔问阿三，“阿三”这名字的来历。阿三说她在家排行第三，从型叫她阿
三，现在就拿这来作笔名。
比尔说他喜欢这个名字。阿三也问他“毕和瑞”这名字的意思。比尔认真地解
释给她听，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和”是“万事和为贵”的“和”，“瑞”是
“瑞雪兆丰年”的“瑞”。阿三见他出口成典，就笑，比尔也笑，再加上一句：我
喜欢这个名字。阿三觉着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有点傻，你逗他，他却认认真真地回答
你，你笑，他也笑。他随和得叫阿三都不相信，怎么都行似的。可阿三也能看出，
他不怎么愿意叫他比尔。如要叫他毕和瑞，却又轮到阿三不愿意了，她觉得这是个
名不副实的名字。于是她对比尔说：你要我叫你中国名字，你就也要叫我英文名字。
比尔就问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她临时胡诌了一个：苏珊。比尔说：这个不好，太
多，我给你起一个，就叫Number Three。阿三这时发现，比尔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
老实。
⊥像爱他的中国名字一样，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
国人的脸。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有一辆自行车，骑着车，汇人街道上的车流之中。
现在，他的身边有了阿三，骑的是女式跑车，背着一个背囊，像是要跟着他走天涯
似的。其实呢，两人赛车般地疯骑着，最后是走进某个宾馆，去那咖啡座喝饮料。
这种地方，是有着势利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