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 ３:周作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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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平最善客人，每于人之欺诈不肯即发，而人遂视为可欺可诈。
每积而至于不可忍，遂猝以相报；或见余之猝以相报也，以余为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溶，容作圣，必合作肃作乂作哲作谋，否则徒容而转至于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此一节又足以见其性情之一斑，极有价值。昔日读郝兰皋的《晒书堂诗抄》，卷下有七律一首，题曰：“余家居有模糊之名，年将及壮，志业未成，自嘲又复自励。”又《晒书堂笔录》卷六中有“模糊”一则，叙述为奴仆所侮，多置不问，由是家人被以模糊之名，笑而颔之。焦郝二君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之处，觉得颇有意思。
照我的说法，郝君的模糊可以说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焦君乃是儒家的，他也模糊，但是有个限度，过了这限度就不能再容忍。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最合理，却也最难，容易失败，如《忆书》所记说的很明白。前者有如佛教的羼提，已近于理想境，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若后者虽不免多有尤悔，而究竟在人情中，吾辈凡人对之自觉更有同感耳。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1945 年作，1959 年刊“大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读书疑
《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着，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前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
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只添一书。
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
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金圣叹曰：子弟到十余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惟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
未了说的有些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有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借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
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云：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
古近体，雅也。试贴，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睢》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诸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
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
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惟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字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惟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惟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纪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蜡台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其须，则何故耶？谈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谷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官十人，惟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惟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
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
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1945 年作，1959 年刊“大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北京的风俗诗
竹枝词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源流变迁，兹不具详。这本来是诗，照例应属于集部，宋朝人的郴江嘉禾各种百咏在四库总目里都收入别集内，而提要中又称其于地志考据不为无助，可见以内容论这也可以属于史部，而且或者更为适切亦未可知。但是这一类诗的性质也不完全统一，大抵可以分作三样来说。
一是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的性质的，较早的一部分如宋元的各种百咏，虽说是歌咏其土风之胜，实际上只是山川古迹，往往与平常怀古之诗相似，如李太白诗云：官女如花满春殿，至今惟有鹧鸪飞。
作为越中百咏之一也是绝好的作品。
二是如四库提要所云，踵前例而稍变其面目者，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是最好的例，所谓所谓诗情温丽固是特色，因此极为世人所重，经谭舟石陆和仲张文鱼诸人赓续和作，共约四百首，蔚为大观，所咏范围亦益扩大，使读者兴趣随以增加。如《棹歌》之十八云：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
又五十二云，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
这里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都是从来所少的，这不但是好诗料，也使竹枝词扩充了领域，更是很好的事。寒斋所有又是看了觉得喜欢的，干嘉以来有钱沃臣《蓬岛樵歌》正续各百首，所咏事物甚众而注亦详备，蔡云《吴歈百绝》，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引万二千余言，皆专咏年中行事者，《武林新年杂咏》系吴谷人等六人合着，又用五言律诗，体例少异，却亦是此类的佳作。
三是以风俗人情为主者，此种竹枝词我平常最喜欢，可是很不可多得，好的更少。这是风俗诗，平铺直叙不能讨好，拉扯故典陪衬，尤其显得陈腐，余下来的办法便只有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所以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可惜中国历来滑稽的文字与思想不很发达，漫诗的成绩与漫画的一样不佳，实在是无可如何的。
我想道家思想本来是还博大的，他有发生这种艺术的可能，但是后来派生出来的儒法两家却很讲正经，所以结果如此也未可知。汉武帝时柏梁台联句，东方朔和郭舍人都那么开玩笑，可见其时还有这样风气，看东方朔的诫子诗，可以知道他原是道家的人。《史记滑稽列传》中云，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与鄙见大抵相同。滑稽——或如近时所谓幽默的话，固然会有解纷之功用，就是在谈言微中上也自有价值，可以存在，此正是天道恢恢所以为大也。太史公所记，淳于髡与二优人皆周秦时人，褚先生所补六章中除王先生与西门豹并非滑稽外，郭舍人东方朔即联句者，与东郭先生皆汉武时人物，此后惜无复有纪录。
佛教新兴，以至禅宗成立，思想界得一解放的机缘，又以译经的便利，文章上发生一种偈体，这与语录的散文相对，都很有新的意义。在韵文方面，韵这一关终于难以打破，受了偈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还只是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诗，以至牛山的志明和尚的七言绝句。正如语录文被宋朝的道学家拿了去应用一样，这种诗体也被他们拿了过去，大做其他们的说理诗，最明显的是《击壤集》著者鼎鼎大名的邵尧夫，其实就是程朱也还是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