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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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妓女生活，作者说：“在日本，有没有买卖少女的事实呢？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已经没有了。但事实上却还是很普遍地流行着。只有在再三申明之后，你才会相信那些父母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少女卖几百圆。虽然他们表面上说是‘出赁’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了买卖的事实。
“一个酗酒的父亲带了女儿到城里去卖，并不是稀罕的事情。到了少女买卖的经纪人那里，办妥了交涉，让那经纪人赚了一笔回佣之后，那父亲就领得了一笔钱，留下他的女儿走了。而他所得的那笔钱，也许在他到家之前就花完了。
“于是那女儿的责任，便是自己赚回她的身价来，每一次给人发泄过性欲之后，她就可以付还一小点债务。但如果要把这笔债务偿清，通常总得好几年。除非有人愿意花一笔大钱向妓院老板买她回去。
“这就是每一个日本卖淫妇的梦想了。因为她们虽然并不对她们的职业发生兴趣，但是她们乖乖的接受着，把这当作是做女儿的责任，是不能、而且也不愿意逃避的。她们本人及父母，双方都不把这件事情认为是可耻的。尤其是在婚姻——，一个曾在妓院里耽过几年的少女，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她的结婚机会。而且还有些人喜欢娶一个做过妓女的女子，因为他们希望她能有精明的性知识及技术，或是因为他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笔卖淫积蓄下来的嫁资。”
这种妓女制度，作者说：“虽然有许多日本人不以为然而主张禁绝，但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那些花街柳巷的地主，却不愿意它消歇下去。而且东京的警察总监，还主张应该让它更繁荣起来，以增加旅行家的消费而有利于国库收入呢？”
至于日本的宗教，在佛教与神道（或祖先崇拜）这两种国教以外，作者以为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还普遍地存留在日本国内。作者以为祖先崇拜原是从生殖器崇拜而来的，所以日本的生殖器崇拜，即是其国教神道的原形。作者记载他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地的乡村中看到的各种象征生殖器的石柱，在大城市里，虽然因警察厅目为秽亵而肃清了，但在东京上野公园里的一个小洲岛上却还有一条挺起的雕刻着神像的生殖器石柱，日本男女常常用花圈花束去献奠这种生殖器石，作者把这些崇拜生殖器的日本男女归纳为九类：一、不生育的妇女（此类人数最多）。
二、哺育婴儿发生困难的，或子女患病的妇女。
三、患小腹病，尤其是泻血的妇女。
四、患阳痿症的男子。
五、患梅毒、尤其是白浊症的男子。
六、不幸的情人，他们常常在这生殖器石旁边双双情死或单独自杀。
七、孤寂的青年男子或女子，情欲方面有苦闷者。
八、妓女及妓院老板，来此祈求生意兴拢九、丰收或霪雨之后，人们亦多来此祈祷。
尤其有趣味者，是作者记载着他曾获得了十余个精美的生殖器石，大多数都是从不能生育的妇女家里得到的。由此可见日本一般民众，至今还是生殖器崇拜者。
日本人是非常尊敬其天皇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活周刊上载了一篇关于天皇的小文，日本政府便小题大做说我们侮辱了他的天皇了。但在希尔许斐尔博士的书中，作者却对天皇作了更幽默的描写。或许因为作者是个德国人，是日本的同志，所以不敢提出“抗议”吧？现在且把作者记载他参加皇宫中樱花节宴会的两段关于天皇的文章抄译出来：“当天皇走过时，人们便退立在两条绳子的后面，形成一条过衖。在日本，面对面地看见天皇是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因为当天皇从他那躲在御园深处的宫中出来的时候，街路上的民众必须立刻背转身子去，不准看见御车的，这个规矩，还是为了表示敬意呢？
抑是为了防止暗杀？我可不能断言了。”
“据日本的神道讲起来，日本天皇是天神在凡间的一位代表。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家妓院里都看见有一幅天皇及其皇妃的肖像挂着。一个卖淫妇及某嫖客，在做那为了她的生意及他的情欲而做的事情之前，他们也决不会忘记先向他们的御容鞠躬致敬的。”
作者在这一次东方旅行中最感到奇怪的，乃是东方的妇女都向他请教如何才能生儿子。这情形恰与欧美相反，因为欧美妇女所要问的却是节育的方法。在日本，这个人口已经过多的国度里，非但民众们要多产，而且政府还仿佛在奖励多产，作者因此看出了日本的危机。在离开日本后，作者在船上记下来的一段对于日本的感想，是值得全部移译出来的：“日本呀，再会了。你们的乡村之美给我了许多，你们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给我了许多，而你们这国度里不断地繁殖起来的那些有天才的刺激力的人民，乃是给予我观感最多的。
“但是，如果要我对你们致几句颂辞的话，那可抱歉了。因为，在你们的已消歇了的过去，以及忙忙碌碌的现在中间，如果你们希望产生一个幸福的将来，你们必须改变许多事情。
“最要紧的是，跟着时代的趋势，教育你们的妇女，使她们获得她们自己的人格，现在，她们大多数还不是独立自由的生物，而是男子们的可爱的玩物。你们不能再让那些把妇女当作商品而出卖其肉体的日子悠悠如故地过去。作为一个性学家的我，如果不把我的手指按在你们的国家机构的这一个破烂的创口上，那就是我对你们不起了。
“其次便是你们中有许多人夸炫不已的国家情绪。这种情绪，使人们得到的印象却仿佛是一种补偿过度的自卑感。固然，在我们欧洲人中间，这种国家的自我主义，通常称之为爱国狂的，也已达到了极度；但是，在你们中间，这种爱国狂却是用一种生物学的性现象点缀起来的，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自己骄傲着，以为你们的生殖率之增加，已使你们的人口可以每年增加一百万；而其他强国，如英美德法诸国，则人民的生殖率正在逐渐减少下去。你们的生殖率愈涨愈高，现在已超过了第一次欧战以前的德国之生殖率了。
“而同时，你们这个国度，事实上已经有人口过多之患了。一个国家在人口过多之后，只有两个办法：节制生育或扩张领土。你们仿佛是在挑着第二个办法做。你们向台湾、朝鲜、满洲伸张势力。然而你们如果要扩张领土及增加国力，你们必须要捏造出（我并不说‘拿出’）别的理由——一些稳当的，威风的，人道的理由来。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人家相信你们的理由，那就只因为他们没有看明白你们的行动的真正的动机。
“作为一个日本人民的真正的忠诚的朋友，我要劝告你们：维持一个顾及到人口问题的政策。对于人口问题及节制生育问题，不要为欧洲文化所束缚。在历史上，真正的和平及文化，没有人口政策是不会获得的。只有在根据于科学的性学原理的全部的性制度之改革的保护之下，你们的将来才能幸福，或是你们才能创造幸福。否则……”
文学之贫困
近代文学之繁荣，似乎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和教育之普及。因为资本主义之发展，文学之宣布获得了最便利的工具；因为教育之普及，文学之欣赏增加了大量的群众。我们看近五十年来，美国文学之所以如火如荼的热闹起来，就可以证明它是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条件。
但是我常常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文学最丰富的时代？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比古代更丰富的时代。
现代人对于文学这个名称的观念，具体地说起来，仿佛就以为这是诗歌，小说（长篇及短篇），戏剧，散文的总称而已（有些人还主张加上杂文和报告两类），在这些项目以外，仿佛就没有了文学的疆域。或者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疆域不能限制得这样狭窄，他们要把别的一些文字撰述拉进来算做文学，于是把上述的四种东西称之为纯文学。
这样对于文学的疆域之观念固然开拓了不少，但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者仍然被约束在一个“纯”字范围里，作为自成一个流派的东西。
这是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却并不如此。希腊人所谓文学，是连历史，哲学，演说辞都包含在里头的。而且，它们还占了文学中的主要地位。中国也如此。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字是统摄六艺而言的。古典的文学观念，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自从西洋的近代文学观念及教育制度被贩进中国来之后，于是，小说被选录进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哲学及史学在大学院中别自成为一系了。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只有历代文选，诗选，词曲选和一门文学史了（虽然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组，但不久比较语言学发达起来，眼见得它也快要别成一系，退出文学范围了）。
文学的观念及文学的教育制度，都在倾向着愈纯愈窄的路上走，而说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比古代更丰富，我很怀疑。
再说，文学对于人生及社会的作用，现代也与古代不同了。文学修养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中，不过是为一个企图作高深的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定一个基础，或者是为一个仅仅预备作健全的公民（或曰士）培养一点文化程度而已。因此，一般的知识阶级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文学也还不能成为专业。历史，哲学和政治都是文学的进修科目（AdvancedCourse）。没有优越的文学修养者，决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家，哲学家或政治家。
反之，诗人和戏曲家，如果他只能写诗与戏曲的话，他们在当时的地位是不会太高的（事实上，古代没有这种文学家。在中国，直到汉代才有司马相如之流的辞赋家出来）。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矣。”原来是为了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也是一个“可与言诗”的高材生，因为他能够从诗句里参悟到“礼后”，这些都可知现代之所谓纯文学，在古代只是知识阶级的共同必修科而已。
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民众的读物而已。它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
“诵诗三百”，其目的是要他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登高能赋，才可以做大夫。甚至司马相如枚乘之流的纯文学家，他们的赋也多少要有点讽喻作用。希腊也是如此，戏剧是用于宗教典礼的，诗人大多数皆做墓铭和格言，其作用皆不离乎政教。
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
让我们再看一看被现代文学所挤出去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了呢？现代的历史家，多数皆在摘句寻章，做几套分类卡片上的功夫。他们说这是科学方法。自从这种科学方法占领了史学之后，我们的历史家就无需乎先成为通人。因此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皆支离破碎，以一斑为全豹，而缺乏磅礴宏伟的巨著。历史家可以不必长于文学，我们怎能希望历史著作成为文学呢。
哲学方面的情形似乎更坏，尤其是在我国。哲学是民族文化的骨干。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固有的哲学。欧洲哲学对于中国民族的关系，远不如印度哲学之重要。而现在中国谈哲学者，不知有几个先从印度哲学及中国哲学下手？大学一年级的哲学概论多半都靠了一本Poulson，试问读过这门功课的学生，到底有谁觉得从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发生了了解？让我再退一步说，即使专治西洋哲学者，有几个人能写一本典雅畅达的小书，给我们介绍西洋哲人的思想及学说。就说翻译罢，我们现在所有的尼采，倭铿，叔本华等人的译本，有哪一本是出于一个有文学修养的译述家之手的？
至于政治，法律，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