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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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王剑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终于和瞿秋白结婚。也许，从此以后，丁玲才改变了对瞿秋白的评价。在丁玲的谈话里，有二处提到瞿秋白。从前后二段的语气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情况。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的“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胡也频，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时的小说。直到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才明显转向，从《水》开始，改变了她的创作方向。从这些现象中，的确有许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但这回丁玲的谈话却说：“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又说：“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这些话，我可以证明是真实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频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们俩接触的机会较多。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热心的是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当然，冯雪峰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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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云浦雨话从文
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
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
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
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尝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解放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的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