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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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从古以来，在中国，成功的不是强盗便是近乎强盗的人。灭亡了元朝的朱元璋，成了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大名远扬。但其实，他不过是强盗中的伟大者，最大的谋反成功者而已。中国的狂人都梦想当皇帝，那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榨取。在中国，谋反也成了一种商业，至少是一种有趣的竞戏。最近，更有不愉快的事，那便是要将这种榨取合法化。现在的财政部长，要在他五十六岁生日之时聚集十万元巨款，就说他终于长命活到五十六岁，高高兴兴地收集并交付十万元的愚民们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巧立名目的榨取又是什么呢？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愿，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将来连金鱼缸里的金鱼都会被捉来杀掉，因为它们不幸先天就是红色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王宝良《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文载1956年第7期《萌芽》。　

　　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也是又高又直的。可是到后来，碰了几次壁，就把鼻子碰扁了。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与周晔的谈话，录自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刊1945年《新文化》创刊号。　

　　没事，当然要放（人）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代看一看，我们曾经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官批本。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凶，越暴露了他们的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琐忆》，文刊1961年9月号《人民文学》。　

　　哦，皇帝免冠啦！（指国民党当局在唐文章所提皇帝名上加红杠的作法/编者）　

　　骗子的行当，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唐气愤地称国民党当局此种做法是“见骆驼就说马肿背”/编者），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传为东方朔著，今佚，仅存辑本1卷/编者）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没有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在本国不能施用的手段，在殖民地施用。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以前师傅对徒弟，除剥削之外，也还多少要留一点后步，因为徒弟是总要出师的，出师了就是独立的手艺人。现在上海的老板，对待童工，却只有剥削，连他们剩上的几条筋都要被吃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只看城市里的中国人，你还不能了解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在比四川省更远僻的一些地方，人们都住在窑洞里，而且那窑洞是连门都没有的。……洞口如果装了门，就会被强盗抢走，拿去烧火取暖。他们生活的贫困，你真是难以想象。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但是他们是有“主子”的，于是本能地与大众为敌。那些洋场恶少们，自然是一些孱头，渣滓，不足为道，但一到够得上和外国人讲话，也就飞黄腾达起来，主张杀，杀的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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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与于伶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四卷。　

　　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后五年》。　

　　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1936年10月10日在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时与　

　　姜春芳的谈话，录自姜春芳《我的翻译之道》，文收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21辑。　

　　那些人不仅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在文学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最多不过躲在象牙之塔里，弄点帮闲和帮凶的文学出来罢了（指有几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想办一个大型文艺月刊，希望以未名社的名义发行/编者）。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　

　　国民党有大使馆设在莫斯科，除造谣之外，还干些什么勾当呢？这些宝贝！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的故事》。　

　　这证明鲧死得冤枉，他主张“湮”，何尝不是治河的高着？禹反其父之道，一味讲“导”，幸而成功，可是后来代代治河专家，又有谁真曾走禹的道路？——好像鲧呀禹呀，据说都是愚民捏造出来的，已被教授（指顾颉刚，他曾考证禹是一条虫/编者）考据明白了，不过是一条虫，我们又何苦为鲧翻案，还是开一眼，闭一眼，让治河专家们多发点洋财吧。　

　　·与曹艺等的谈话，录自曹艺纪念鲁迅先生》，文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一点不写。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但是，这又不行。　

　　如果写一点什么送到报社或杂志社去的话，编辑那里首先就要送去给军方过目。　

　　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　

　　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可不行。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　

　　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指去日本疗养/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话，录自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文刊1935年7月《经济往来》，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时寄纸可真够难了。我亲自到市上把纸选好，买回来，好好包扎起来，送邮局寄。“邮务员”明知是纸，一看是往苏联寄的，就故意把包皮撕得细碎……那就是要叫你携回重包扎的。有时明收暗扣，这边寄出了，那边却收不到……　

　　·与曹靖华的谈话，录自曹靖华《从一幅画　

　　所想起的》，文刊1956年10月号《中国青年》。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死灭着。在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新文学运动的。　

　　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刊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文学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　

　　·与林守仁（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　

　　《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就连翻译的契诃夫小说，也被禁止发行了。　

　　那是从前的事了。（指松本重治所说日本允许自由主义的立场/编者）但是现在没有了。作家们都在为不能生活而在痛苦着。　

　　·与松本重治的谈话，录自松本重治《上海　

　　时代》，文刊1974年6月号《历史与人物》。　

　　希特勒一举手（指法西斯的举手礼/编者），就将德国的文化毁灭了。在我们这里，和德国也差不多。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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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文学遭了灾厄了
作者：　吴作桥

　　“谁也没有写什么。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的受到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虽有组织（指“左联”/编者），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转向派！（指日本“转向派”/编者）但总在创作着罢？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做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效力。是的，慢慢的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要他们改变文学的思想。渐渐的变成这样子，渐渐的不能写作了。认真的照实写出事实来，那就完全不行。但除这样以外，作家就没有可写的了。……作家就不能写作，或者只好借托神话与故事来暗示真实，讽刺发达起来了。”　

　　“啊，是堂·吉诃德的山巧（现通译为桑科或桑丘/编者）么？”　

　　“讽刺文学的发生，有其必然的根据。从历史上看来也很明白。……但到了反动更利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我的文章，有人说是讽刺的。一有了这样的批评，就有作者本意并非讽刺语句，也被解释为讽刺的，而被人说坏话。”　

　　“慢慢的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在中国，作家已在一个悠长的时间里不作声息了。……但反动的波涛，也时有消长，最近文学杂志也源源而来的产生出来了似的。但不久那些杂志也受到压迫，不曾长远的继续下去。人们心想现在太平了吧，但马上就又来了一个反动，中国老是这样的……　

　　·1936年2月6日，与鹿地亘等的谈话，录自鹿地亘著，雪译《鲁迅访问记》，文刊1936年4月27日北平《世界日报》。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