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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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5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
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
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
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
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
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
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
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
而已，去中国铁船定远、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
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
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
准、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
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
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
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
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
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
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
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
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
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
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
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至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
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访经费，每岁共四
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着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
洋经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
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
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
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即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军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官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西，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
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1894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9月l7）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决。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
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