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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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留后。于是“河朔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麾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
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也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直到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才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这一期间，藩镇有所复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程度还是不如第一阶段厉害。
扰攘纷争
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历史要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出来才能疾风扫沉霾，开晴空万里。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唐廷连忙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和以前的若干次剿叛一样，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都想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谁也不愿意在为唐王朝平叛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也许在诸镇的心里，这已经是一个波谲云诡、有机可乘的时代，群雄逐鹿、问鼎王室是迟早的事，当下之急在于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有谁还会傻呵呵的为唐王朝真心实意地卖力。所以叛军的势力日见燎原。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9）
广明元年十二月（公元881年1月），黄巢军队攻入长安，唐朝王室又一次播迁流离，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唐朝已无力管理，就顺势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遍及全国。
地方大小军镇，叛乱不断，下级军官发动变乱驱逐主帅的事件层出不穷，兼并过程中涌现出几个割据一方的大藩镇，如朱温、李克用、钱镠、王建等，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是抢天子以令诸侯，直到干脆弑帝自立，这也是乱世常有之态。王权不立，诸侯坐大，称王称帝，也并不怎么稀奇。曹操不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晚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五代的分立，多国长存，天下大事，又回到合久必分之际。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皇帝唐哀帝李祝也在让位后被朱温杀掉了，年仅17，唐王朝正式灭亡。
藩镇割据使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大唐王朝，一直笼罩在中央和地方拉锯战的阴影之中。双方力量虽间或互有消长起伏，但唐室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藩镇。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直接把大唐的琉璃乾坤敲的粉碎，所以后来者宋太祖再也不敢让武人掌权，一杯酒削掉了所有的武将功臣，开了一代文治盛世，但同时也造成了军事上的软弱受气，遭欺凌于周边异族。这在中华大一统的王朝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平衡，才是我们今人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3。废公营私———朋党之争
自从曹丕说了“文人相轻”之后，这句话好像就成了真理，代代的历史人物挤进来给它做佐证。大唐包罗万象的天下自然也不会缺少。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唐朝社稷却再也唤不回来。
唐朝后期，在藩镇勃兴、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还在热闹的搞着党争，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牛李之争”。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东汉的党锢、宋朝的元祐党人、晚明的东林党，都属于这种类型。党人大多都不是奸邪小人，但党人这顶帽子却是被政敌打击的最好武器。同时，一旦结成党派，往往将党派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利益，意气用事，把道德标杆摆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以此来衡人，因而往往有正人良臣因为些须小事不慎，就被无限上纲上线，加以攻击，造成国家的损失甚至是混乱。这不能不说是结党带来的最大弊病。所以钱穆先生曾说：“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唯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钱穆·《国史大纲》）此论诛心。牛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穆、敬、文、武、宣五朝，闹闹嚷嚷了近半个世纪，其余韵流响甚至与大唐王朝相始终。
党争的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政坛上此起彼落，大唐帝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围绕着他们展开，当年的刻骨铭心，永不宽恕，没想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帷幕初张
元和三年，唐王朝像往常一样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中唐几十年党争的祸源。
和进士科不同的是，制举考试登科就可以授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针砭时弊、议论风生，被主考官韦贯之列入上第。这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他泪流满面地向宪宗控诉牛僧儒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李吉甫是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最倚重的宰相。宪宗下令免去了参与复核卷子的裴、王涯的翰林学士，裴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0）
牛僧儒等人也不得不陆续离开了长安，栖身藩镇。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李吉甫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
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成为了新一轮的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群体中，有一位没什么政绩却胸怀险恶的配角———李逢吉，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的天子李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他的想法洞若观火，伺机反攻。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抓住机会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由力劝宪宗罢战。这时，裴度清醒地意识到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之人只能是他。所以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官僚们喋喋不休地争吵和让人伤心的推诿已让宪宗早已厌烦了。裴度的主动请缨使他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李逢吉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宪宗的暴卒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新星。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账。而是让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及第。段文昌、李绅大怒，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绅一边。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
证实钱徽舞弊的同时，也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其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撰、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没有听从，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后来成为牛党实际领导人的李宗闵从此同李德裕也结下仇怨。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上升，是离不开李宥的赏识的。但和李宥的私人关系中，还有一位十分亲密的人物，就是曾为天子老师的李逢吉。他开始悄悄地为自己重掌大权进行谋划。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宿敌裴度；另外一个就是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李逢吉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他来说，在一场鹬蚌相争中扮演渔翁的角色更为合适。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功名，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李宥看在裴度的面上，仍然赐给他进士及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裴度父子的尴尬处境。双方的矛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表面化。此时的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廷凑、朱克融。他上表李宥，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表面上看，裴度占了上风。但是，旁观的人都清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李宥很不高兴。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又正在用兵，不得不作出让步。李宥感到自己被裴度政治讹诈了。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1）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是李宥的赏识。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不久就升任为宰相。紧接着，爆发了于方事件。
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于是就有投机人于方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贿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李逢吉深知机会来了，立即指挥同党向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紧接着，其同党又坐实元稹欲图行刺者即为裴度。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参鞠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这表明，李宥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结果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