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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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6）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朝廷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后增至六十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了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以“杀父求位”之大逆罪杀安庆绪，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其部下拒不接纳；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唐肃宗、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只要他们继续为朝廷效力，就可以在原地任官，虽然这是情急之下不得已的瓦解叛军之策，但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长安、洛阳经过两陷两复，宫室城阙，化为墟丘；财赀府藏，抢劫一空；王子皇孙，屠灭大半；士人百姓，十室九空。再加上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可以说安史之乱的一笛秋风将盛唐繁华吹落殆尽，从此唐王朝在烽火连天的藩镇割据中一步步走向灭亡。

2。烽火连天———藩镇之灾

天下汹汹的唯一原因，就是权力诱惑了人的野心。此时的中央一定暗弱，此时的地方一定掌兵。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天下就在这样的祸乱频仍中悲苦相续，起起伏伏勾人心弦。

从中唐开始，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就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唐朝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却形成了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一种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状况：中央强大，万国来朝，四海升平；中央暗弱，四海沸腾，割据称雄。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首设节度使，赋予其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当时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北方诸道权力集中的更为显著，经常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藉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而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然而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朔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朔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雨后春笋

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年），是藩镇割据形成发展的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虽然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终，但朝廷并没有力量彻底将这些势力消灭，只能顺驴下坡，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以求得国家的安宁和表面上的统一。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养虎遗患，藩镇犹如哽在大唐喉中的一块硬骨头，吞不下，吐不出，直到被哽死。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恆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后来相卫被田承嗣兼并，变为三镇，即河朔三镇，跋扈于中原地区。这三镇拥兵自重，有意保护安史旧部，向朝廷讨价还价，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7）

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廷无力征讨，只能承认既定事实，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因京兆尹王翃所供饭食十分粗恶，军士不肯吃，发生哗变，后德宗虽多番派人带厚赐加以抚慰，都没有能够安抚下来，这些人突入禁中，鼓噪抢掠，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朱泚被心腹所杀，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同年七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书法大家，唐之骨鲠，一朝陨落。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

德宗在这样大的一次祸乱之后还能坚持以前的强硬政策吗？他的皇位怎样才能坐稳呢？

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以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代宗时期。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有功，逐渐得到提拔，掌握大权，百官奏事都由他来上达裁决。代宗利用宦官陈元振除掉了李辅国，结果陈氏比李辅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朝臣百官屡屡被害，人人自危。德宗时宦官权力更加膨胀，不仅控制了军权，还控制了将相的任免权。四方不宁，藩将屡叛，德宗无人可用，再加上宦官位居近侍，对皇帝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清楚，所以最容易得到重用。从宪宗往后到唐亡的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为藩将朱温所立外，全部由宦官所立，还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唐王朝就在宦官和藩镇的侵扰下再无宁日。

风扫沉霾

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其父顺宗病风且哑，在位不到一年），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他开始先后任用武元衡、裴度为相，执行削藩政策。

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求兼领三川，朝廷不许，便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九个月后得到平定。同年，还平定了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召讨使以讨之，很快，李被自己部将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所执，伏诛。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

这几次小的平叛胜利，能保证宪宗在面对大的藩镇时一样能取得胜利吗？会不会又像德宗一样，不得已而承认现实。

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领兵*，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赦免承宗之罪，承认他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怀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怀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

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站在主战派一边，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率兵两千余人驻扎寿春，名为助王师，实则欲援助吴元济。并派人焚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余区。同时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趁天大雪疾驰二百里夜半奇袭攻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8）

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吴元济和李师道这两个强藩的诛灭，使唐朝王气复振，也使其它藩镇得到了很好的震慑，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中唐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终于在宪宗手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地方政权又重新开始尊崇王室，一时有“中兴”之誉。可恰恰就在这种稍有振兴之望，急需鼓勇猛进，彻底剿灭藩镇，恢复大唐盛况的时候，宪宗不幸中道崩殂。

晚年的唐宪宗迷恋神仙，妄求不死。多方寻找方术之士，服食金丹。因为金丹燥热，服食之后性暴怒，左右侍奉的宦官往往获罪，重者至死，搞得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年43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可惜天不佑唐，气数已尽。时人怀疑是内常侍宦官陈弘志弑逆，外人无从知晓。致使刚刚兴复的大业又迅速的后撤回原位。

死灰复燃

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重新回到了混乱与割据的局面之下。由于多次被叛军占领清洗及连年的削藩战争，使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濒临枯竭，宪宗晚年不得不任用聚敛之臣，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重新遭到百姓怨恨，这我们从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就可以略知一二：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再加上继任者唐穆宗昏庸无能，整天沉醉在歌舞当中，早早就服食求仙，导致五年后中毒身亡，根本没有恢复大业的决心与能力甚至是想法。

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放松警惕、思想麻痹，从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军）的主张就甚嚣尘上。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又造出了一个乱源。

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受中央节制，早习惯坐地为王。畏惧朝廷之心荡然无存，从来不知中央委派的官吏为何物，如今看到的又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如何能在心里平服，复乱是迟早的事。果然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兵马使史宪诚自称留后。于是“河朔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