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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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状况，如平反冤狱，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整饬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托付其收复全辽的重任。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朝政与前两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
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使他养成了急躁褊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但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一代名将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虽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由于对朝中大臣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繁也是前所未有。据统计，朱由检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2）
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并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后来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二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事实上，崇祯为人极其好名，怕人议论，如此他生在太平盛世，他肯定能做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这就成了崇祯致命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无法两线作战，对于起义军，招了又叛，叛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彻底解决内乱，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一事，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愉出关和皇太极谈判。马绍愉回来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陈新甲看完后，随手放在桌上，被家僮以为是塘报，发了抄，和满清议和的事也因此败露。
本来和满清议和在当前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烈，谁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消息传出后，满朝大哗，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为好名，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崇祯并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部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最后被处死。而周皇后所提南迁之事，结果与议和这件事大同小异。崇祯和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时，崇祯都是作出不允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留守京师呢？京师是无法守得住的，失陷京城的大罪也不是自己所能担当的。君臣各有各的心思，南迁之事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的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们知道，后来北京失陷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来，因此，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自然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斗，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但是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崇祯自己不南迁，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的结果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待灭亡。
法国人所绘《崇祯皇帝自缢图》煤山自缢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夜间，农民起义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朱由检投降，被他一剑杀死。
此时，朱由检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觉得，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他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朱由检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威门投降，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操之处，如今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弘光朝时，又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F0 2 南明诸王
朱由崧像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1）
治国无能行虐政“蛤蟆天子”民怨重——南明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像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拥立为帝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明神宗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她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她整天在明神宗枕边吹风，使他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妃子。不仅如此，在朱常洛长大后，明神宗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被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大臣们所阻拦而没有得逞。之后，在拥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至拖延了十余年。
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明神宗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出封洛阳为福王。据历史记载，朱常洵一生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常洵，愤怒的饥民曾将他的血分而饮之。在洛阳城破之时，朱由崧有幸逃脱出城，流落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继承了福王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的护卫下，他辗转来到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避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帝朱由检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的一班明朝大臣，不甘于政权就此灭亡，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由于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马士英像在僻远的广西、四川，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潞王朱常淓。经过激烈的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迎入了南京。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为大内阁大学士，同时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共拥兵三十万。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弘光，这样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了。
荒淫无道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朱由崧当国执政之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弘光政权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而极端的腐败，十分的脆弱。
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没有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自己却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荒淫透顶。据历史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而其手下奸佞之人，乘机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竟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惟利是图。”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为兵败而蹙，俱仰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北，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众臣曰：‘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岂意思及此。’”
除此之外，朱由崧为满足自己的淫欲，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日晚间出城，四处捕捉虾蟆，配制“蟾酥合媚”春药。因为田成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四个字。守城官兵只要见了这灯笼，便开城门放行。为此，民间称朱由崧是“虾蟆天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是，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拼命向上行贿，致使民怨沸腾。时人张岱曾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亡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真能集大成也！”
亡国之时由于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荒淫无道，在朝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而对外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直接导致了私光政权的迅速灭亡。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2）
清顺治二年（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