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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正说明朝三百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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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2)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万历皇帝的金冠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啺萜鸨磁眩晃逶拢毡痉⒍殖秸煌蔽髂嫌址⑸ブ菅钣α崖摇V祚淳黄热烦稣鳎烦啤巴蚶笳鳌薄H骼笔嗄辏淙换竦萌ぃ瓷ナκ颍囊蛄剑率构饪招椋傩赵饽眩纱丝济鞒徊揭徊接墒⒆ァ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醉梦之期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定陵地宫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1)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一月天子满腔遗憾——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像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被正式立为太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死后继位,次年改元泰昌,故又称泰昌帝。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同时他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一生尝尽了人世的荣辱悲欢,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

侥幸立储明光宗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有一次,明神宗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因此,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

不过虽然都是临幸,但态度却有所不同,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还是负责任的,而明神宗却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秘而不宣。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向神宗问起这件事。谁知,明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这件事发生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明神宗一时面红耳赤,无话可说,这才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是朱常洛了。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事实上,明神宗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身世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意欲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但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明神宗拖延了10余年,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由此怀疑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而欲谋害朱常洛,一时朝议沸腾。但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史家没有定论。不过“梃击案”后,朱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治国除弊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在当太子期间,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很清楚,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二宫’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由于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出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结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饷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米国柞等四人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起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宪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宪升为太仆寺少卿。当时每个寺里大都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2)

明代美女尽管如此,朱常洛所进行的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和拨乱反正,还是使朝政有了些起色,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常洛很快就因为“红丸案”送了命。

“红丸”之谜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使身体大受损害。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已空虚不堪,在登基大典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饮酒作乐。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让他根本支撑不住,当夜就一下子病倒了。第二天,是朱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李可灼像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朱常洛服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的“红丸”。

服药之初,朱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是“忠良”,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但这次他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见朱常洛最后一面。九月初一早晨,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弒逆,主张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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