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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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性命难保。拓跋鲜卑也很够朋友,为他再次提供了精良战马和一部分兵力,刘琨就借此守住了并州。在五胡乱华的早期,虽然晋朝已经南渡,刘琨却依旧坚守在北方。偌大的中原,他是唯一留守作战的晋朝将军。
留守敌后的刘琨,主要的战争经历,可以用“屡败屡战”来形容。他本身力量就弱小,比起石勒、刘聪等枭雄来,军事力量差得太远,能够坚守住并州就很不容易了,但刘琨本人性格豪放,一心想着尽快消灭敌人,所以经常主动出击,发动对敌人的进攻。从公元311年到317年,刘琨先后发动了5次对北方石勒和刘聪两大政权的进攻,虽然这5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两大政权的军队,也因此被牢牢牵制在山西地区,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得以从容在河南扩张,一步步北进。在东晋政权的早期,祖逖和刘琨一南一北,持续地发动着对北方敌人的打击。
和祖逖比起来,刘琨的局面显然更难,他深入到敌后,没有大后方,没有支援,只有唯一的盟友奇卢。为了团结鲜卑族,刘琨主动牵线,奏请东晋朝廷册封奇卢,奇卢得到的封号是“代”,他们也因此在北方建立了代国。奇卢的子孙以此为基地,后来迅速发展起来,他们这一支,就是南北朝赫赫有名的北魏。
在北方坚持抗战的同时,刘琨做了一件让他懊悔终生的事。公元313年,当时还是刘聪部下的石勒,假装投靠晋朝,而后发兵攻打同样留守在北方的晋朝将军王俊。王俊此时驻扎在河北冀州地区,和刘琨遥相呼应,但他俩人不和,结果刘琨作壁上观,坐看王俊被石勒消灭。这个王俊,可以说是西晋灭亡的罪人,就是他首先提出了引胡人入中原参加八王之乱,导致了后来北方的动乱。但他和刘琨一样,一直坚守北方,虽然与刘琨不和,但是抗敌的态度却同样坚决。王俊后来兵败被俘,临死前大骂石勒,最后被石勒处死。
王俊的死,让刘琨失去一支臂膀,随着石勒实力日强,刘琨也支持不下去了。公元317年,平定王俊的石勒,转而进攻刘琨,这次刘琨被打得全军覆没,连并州都丢了,他只能去投奔老友奇卢。然而,这时候的拓跋鲜卑,正好发生了内斗,刘琨被诬陷参与了奇卢弟弟的谋反,遭奇卢拘押。虽然最后刘琨的“谋反说”查无实据,但多疑的奇卢,迟迟不肯释放他。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王家枭雄王敦送来书信,命令奇卢杀掉刘琨。刘琨与王俊不睦,而王俊又和王敦是同宗,正好公报私仇。骑虎难下的奇卢,最终做出了杀掉刘琨的决定。是年,刘琨以及他的侄子被奇卢杀害,西晋灭亡后晋王朝在北方最后一个据点,就此沦陷了。
第八章 东晋桓温,“奸臣”的英雄人生
在现代许多电视剧,特别是言情剧里,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长搞阴谋诡计,大奸大恶,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几口的奸角,往往都会有这样一句通用的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俗话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把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的人对一下号,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个坏人,至少是一个奸人。在正史记录中,作为东晋王朝少有的枭雄人物,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都众口一词地给他一个评价:奸臣、逆贼。然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明末清初最杰出思想家的激赏,这个人无疑也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无论他忠也好,奸也好,说他是“第一流”,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谢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四个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桥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嚎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因为是温先生说的话。为了能够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了一个带“温”字的名字: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