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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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行动,长期主政的晏婴还是极力反对的。晏婴认为,晋国当时属于公卿专权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他自己就会走向分裂,现在贸然开战,反而会让晋国团结一心。但一心要争霸的齐景公不听,毕竟他已经等待了大半辈子,此时正是最好机会,又怎可放弃?结果,齐景公在临淄集结部队,首先对晋国的边境聊城开战,一举拿下了聊城,虽然因为晋国的反抗,齐国直捣邯郸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但齐景公却信心膨胀,认为齐国恢复霸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晏婴去世后,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转变。先前是齐国加强防御,防备晋国的进攻,现在却换成了晋国大力防备齐国。为了防止齐国攻占邯郸,公元前497年,晋国士大夫赵简子把邯郸人口强制迁往晋阳,引起了其他士大夫的反对,几路士大夫相互内战,晋国陷入了内乱之中。公元前496年,齐景公扶持晋国国内的范氏和中行氏,对抗当权的赵氏,借机再次出兵,但是赵氏的掌舵人赵央极有能力,在齐国出兵干涉的情况下,他依然以攻为主,而齐景公与鲁国、卫国联合组成的东方反晋联军,过度为自己打算,总想等着晋国内斗到一定程度,再坐收渔翁之利,在公元前493年的河南濮阳之战中,被赵央打败。这一战齐国损失相当惨重,几千石军粮,都成了赵央的战利品。公元前491年,赵央攻打中行氏盘踞的邯郸,齐景公再次出兵,企图牵制赵央,谁想中行氏太不争气,丢了邯郸城,“围魏救赵”没救成,齐国反而再次被晋国打得大败。
齐景公几次对晋国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也捡了许多便宜。齐国和晋国接壤的大片国土,包括原本依附于晋国的邢国(河北邢台)以及山西壶口,都成了齐国国土。齐景公晚年的齐国,已经拥有了山东、河北、山西的大片土地,俨然成为北方第一大国。
【四】
一心想着恢复霸业的齐景公没有想到,他一生把精力投入到争霸事业的时候,自己的后院却起火了——齐国陷入了内乱,内乱的主角,就是著名的田氏。
齐景公时期的齐国能够振作,关键就是齐国主动进行了封建化改革,而在这场改革中,受益最大的却是田氏。早在齐景公在位的早期,即公元前532年,田氏就发动了驱逐齐国旧贵族高氏、峦氏的战争,当时的齐景公力图利用田家来打压旧贵族,因此对田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得胜后的田家,却日益尾大不掉。晏婴为相时,虽曾多次提醒齐景公警惕田家,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只能通过改革来增强齐国的实力,但同时田家也在改革中大得利益,因为改革,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权力被削弱,田家权力却日益膨胀。特别是在齐景公对晋国的战争中,立功最多的就是田家的掌门人田乞。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后,田乞发动政变,杀害了高、国两大家族,正式成为齐国的相国,独掌大权。姜氏齐国在齐景公40年霸业辉煌后,就是“田氏代齐”的日益萧条和悲凉。
第十章 春秋“诸侯”怎样被架空
春秋时期的政治,从整个发展脉络上看,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权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尊王攘夷的口号,但结果却是周天子几乎是名存实亡,国君们日益不拿天子当干部。在春秋的240年间,国君们对周天子越来越嚣张。但凡事都有报应,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报应,很快就落到了国君身上,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国君们,随着争霸战争的延续,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利,已经逐渐被手下的士大夫们所剥夺,当年他们架空周天子的过程,而今也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演。许多大国之所以要求停止战争,以至于促成了向戎弭兵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已经由国君下面的士大夫来把持了,对于他们来说,频繁的战争,只能给更多人立功的机会,以至于分散自己的权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从老百姓到实际掌权者。这种国君权力衰弱的过程,就是春秋历史权力演变中著名的“政在私门”。
而“政在私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整个春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转换中,“政在私门”的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先声。
【一】
“政在私门”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争霸战争里,国君之下士大夫权力的扩大,而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
春秋诸侯国的国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诸侯们一样,拥有国君赏赐给他们的领土封地。在他们的封地里,他们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这些领土封地的统治者,都是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们,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们的发展壮大,却要拜此时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赐。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区划上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土地给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诸侯的卿大夫们的力量特别有限,因为此时没有战争,他们很难通过立功手段获得更多的封地,因此远远不能和诸侯们抗衡,在整个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就特别有限。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诸侯战争中,诸侯们为了笼络下面的卿大夫,总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效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是在战争中得利的大国,获得封赏的卿大夫也就越来越多,卿大夫的实力也就越来越扩张,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齐国、楚国、晋国,晋国的六大卿大夫,最后把持了政权,楚国在楚庄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由若敖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齐国的局面更乱,齐景公之前连续3个国君死于士大夫的夺权斗争里,崔杼、庆封两个卿大夫轮流坐庄,让齐国的局面一度混乱。到了春秋晚期,这些在历次征战中壮大起来的卿大夫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已经把国君架空了。一面是实力衰弱的国君,无力进行分封,相反则要搞内部斗争,消除卿大夫权力对国君权力的威胁,另一面是羽毛丰满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国的诸侯战争已经停止了,主要的战场,转向了新兴起的国家,比如吴国,越国这些暂时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内部进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谓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其内部分为“侧室”“贰宗”“小宗”等组织。比如鲁国季孙氏的手下,有侧室公孙氏;晋国赵穿一族,就是赵氏的侧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从诸侯——卿大夫——侧室这三个结构中,国家是越分越零散的。这些所谓的侧室,因为实力更加弱小,成为了卿大夫的铁杆死党,他们死死地把自己捆绑在卿大夫的权力体系上,也正因如此,国君们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侧室们挖空了,国君被挖空,被夺权也就因此不远了。
卿大夫们的这种宗族组织,在当时叫做“家”。这里的“家”,并不是传统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势力宗族,这是卿大夫们的基础势力单位,这个单位经济、政治、军事合一,是当时卿大夫阶层独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侧室”“贰宗”等组织,几乎都是存在于“家”这个组织之中的。这种组织单位,就好比是一个吸收能力很强的海绵,在西周的初期,还只是小小的一块,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进来,力量日益膨胀,到了春秋末期,已经足够威胁国君的统治了。
作为“家”的首领,卿大夫们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们在家里就是被称为“主”,这个主的权利,几乎属于“三权合一”。在宗法上,他们是一族的首领;在政治上,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君王;军事上,他们又是一支军队的统帅。到了春秋末期,许多卿大夫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国君。战国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经把吴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诸侯和范吉射、智伯谣、中行云三个卿大夫合称为六君,也就是说在墨子的眼中,这些膨胀起来的士大夫们,俨然已经具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们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国君平等的机构组织。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统治机构,从西周到春秋,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最后到特别复杂,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干脆从家变成了国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们,其“家”中的官职设定,几乎和诸侯国中的政府一样,比如鲁国掌权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鲁国朝廷里的机构,称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机构,称为“内朝”,可谓是两个朝廷,一个领导。而在卿大夫的“内朝”之中,协助卿大夫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说的家臣,其主要官职,包括中属大夫、家宰、邑宰,这是家臣中地位比较高的官衔,主要负责替卿大夫们处理封地内的事务和中央家族的事务,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们的崛起,也是春秋权力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卿大夫们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比如晋国的范氏、栾氏、齐国的田氏,他们发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身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与此同时,楚国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一度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杀掉了齐国掌权的卿大夫庆封。在春秋中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掐架,已经不止是国家和国家的矛盾,更掺杂了不同国家之间卿大夫的矛盾,有时候一些卿大夫之间的私人战争,出动兵力的规模,甚至要比国家战争还要惨烈。比如齐国卿大夫庆封和楚国卿大夫若敖氏的战争,双方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会战,动用的战车总数达到了1800多辆,兵员加起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夫,也频繁地发生夺权战争。比如齐国就是因为连续7次的夺权战争,差点导致亡国。而随着卿大夫威权的扩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家臣们所执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不让家臣们有样学样,学自己去架空领导,卿大夫们也势必要在其“国”内进行各种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春秋卿大夫的“家”内改革,开始于春秋时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绝对集权。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统一赋税,确立军队的绝对指挥。卿大夫下面的家臣们,一般不具备独立指挥军队和掌握赋税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卿大夫的授权,这样一来,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绝对控制的权利。当时的春秋,卿大夫的势力,也就日益牢固起来,成为架空诸侯国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们,也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够给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个字——“国”。
而卿大夫们的崛起,还和春秋晚年越来越激烈的奴隶暴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奴隶制阶层的瓦解,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奴隶主贵族的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那些拥有“家”的卿大夫们,顺应这一潮流,采用收买人心、减轻赋税、采取新的土地租赁关系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隶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还主动策动奴隶造反,再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齐国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过策动政敌高氏属地里的奴隶造反,顺利地诛杀了高氏,并将其属地和人口收归己有。而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伦理纲常,也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谁对自己更好,卿大夫们收买人心,减轻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心。春秋时候的诸侯国里,那些实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卿大夫们,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在当时他们都是名声非常好,深受底层老百姓欢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们,也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江山。
【三】
卿大夫们夺权的另外一个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个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