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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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事态的发展，证明司马睿的投鼠忌器，预留后路的做法是很有预见性的。王敦大军从武昌（今武汉市）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败了刘隗、刁协等人所率领的守军，占领了东晋的都城建康。
进入建康后，除了政敌刘隗、刁协一死一逃外，王敦找王导商量如何在朝臣中重新洗牌，制定了敌对朝臣的黑名单，并根据这份名单诛杀了周、戴渊这样久负名望的大臣。然后，王敦又在朝廷内外广树亲信，不但加封自己为丞相兼江州牧，并进爵武昌郡公，而且还将许多琅邪王氏子弟一一安排要职。而此时的司马睿，这个由琅邪王氏一手捧上皇位的皇帝，也终玩火自焚，彻底沦为了琅邪王氏的提线木偶。后来，没过几个月，司马睿便忧愤而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琅邪王氏爬上了其家族政治命运的巅峰，而王敦、王导兄弟此时的权势、威望，比起当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王敦也确实有“司马昭之心”。司马睿死后，王敦忌惮太子司马绍贤明，提议改立一个更易受控制的皇室子弟为帝，为自己日后称帝，改朝换代做准备。
显然，从琅邪王氏再“高升一步”的角度出发，王敦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但这次，王导却极力反对，并用自己在朝中和家族内的影响力使王敦这个提议“胎死腹中”。那王导为什么要阻止王敦改立新皇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一手策划建立东晋的王导，是晋皇室的大忠臣，对司马氏忠心耿耿，力阻王敦改立新皇，是恪守臣节。
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不仅在于贵族特权对皇权的牵制，也在于各个贵族之间的互相牵制。王敦第一次发兵进攻建康，能得到大多数士族的支持，是因为他们同样不满意司马睿为加强皇权而打压贵族特权。而这次，如果琅邪王氏要再“高升一步”成为皇室，势必打破目前贵族间的权力平衡，激起其他大族的强烈反对，并有可能让他们与司马氏站在一起，反对琅邪王氏。换句话说，肯定会有其他大族的联手反对，琅邪王氏想要改朝换代的风险系数依旧不低，这是王导不能不考虑的。
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琅邪王氏根本没有必要改朝换代，晋升为皇室。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相对于皇室的高处不胜寒，随时都会有危险，琅邪王氏高等贵族的位置好太多了。随后，东晋南朝的历史发展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一个朝代、一个皇室，长不过103年，短则只有23年。相反，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无论朝代如何变化，琅邪王氏最高等贵族的社会地位却始终不变，琅邪王氏的子弟在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始终能钟鼎玉食，享尽人间繁华。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的血统绝对比任何一个皇室都要高贵，是真正蓝到发紫的蓝血贵族。以至于在王导去世后的200多年后，一代枭雄，西魏权臣宇文泰（后被追谥为周文帝）在面对身为自己俘虏的琅邪王氏子弟王褒和王克时，竟冒认他们为舅舅，他曾如此煽情地说道：“我就是琅邪王氏的外甥，你们都是我的舅舅，请看在亲戚的情面上，不要再怀念家乡了。”然而，实际上宇文泰出身低微，他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是琅邪王氏的女子。他之所以要冒认俘虏王褒、王克为舅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琅邪王氏的招牌，来抬高自己的出身。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琅邪王氏，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高贵程度，连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也要沾他们的光。相信，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设计者王导，对这样的历史发展，是有预见性的。所以，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他反对王敦进一步的篡位行动。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两年后，王敦又一次率军攻向建康，意图篡位之时，王导旗帜鲜明地倒向晋明帝司马绍一边，并代表琅邪王氏与王敦彻底绝裂，划清了界限。
王敦这一次率军进攻建康，也没了上一次的运气，先是自己重病卧床，不能亲自上阵指挥，后来帐下大将又接二连三地战败。重病在身，加上不断的战败消息，王敦，这个一代枭雄，终于没能实现他篡位的野心，含恨而死。王敦的军队，在王敦死后，士气大挫，很快被忠于皇室的东晋军队剿灭。
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非但没有牵连怪罪王导，反而因为王导坚定支持自己的立场，加封王导太保，并晋爵始兴郡公。可以说，王导同琅邪王氏，并没有因为王敦叛乱失败而遭到大的损失，王导仍旧官居宰辅，琅邪王氏也仍旧是第一豪门。
晋明帝司马绍年轻英武，睿智果断，很想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天不假年，在平定王敦叛乱一年后，年仅27岁的司马绍也一样与世长辞了。
晋明帝死后，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受遗诏辅政。虽然之后，颍川庾氏的庾亮、浔阳陶氏的陶侃都有心挑战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地位，并且在实际利益上也与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存在冲突，但无论是国舅爷庾亮，还是强兵在握的名将陶侃，都不敢公开同王导和琅邪王氏起冲突。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理念。正如这则《世说新语》所引用的，王导不许亲信去调查下属办公桌上的文件那样，王导对下属的南、北士族子弟，非常宽容。王导这样一种官员管理理念，无疑使下属的士族子弟能够容易使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经济利益，而这正满足了士族阶层的利益需求，所以大多数士族子弟都支持王导。
二、王导居中，能够调解各方面的矛盾。王导性情宽和，善于忍让，他居京城，掌管朝政，虽然限制了颍川庾氏、浔阳陶氏等大族的利益，但至少各大家族包括皇室，都有稳定的利益，大家可以大体维持和睦共处。相反，如果王导和琅邪王氏被斗垮了，势必打破当时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各大家族包括皇室，势必会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斗个你死我活。然而，在这样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谁又能保证拼杀来的权势一定比原来的多呢？谁又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会覆灭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的顾忌，是庾亮、陶侃等人，虽对王导有怨言，而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
三、庾亮所代表的颍川庾氏，陶侃所代表的浔阳陶氏，他们同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晋王朝是贵族阶层的黄金时代。在“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下，贵族享有超越皇权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最大化。所以，对庾亮、陶侃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维系东晋王朝，如何维系“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贵族之间的权益矛盾，无疑是次要的。
“八王之乱”紧接“永嘉之乱”，汉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先因自相残杀而遍体鳞伤，后因异族铁骑而荡然无存。值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王导凭借高贵的出身，宏远的政治远见，开阔的胸怀和卓越的政治协调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江南重建我汉族江山，重树我衣冠文明。无论是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还是“王与马共天下”这个权力体系，能够大致满足各方面需要，协调各方面矛盾的王导，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
与王导、司马睿等人建立的东晋相比，1327年之后，由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手扶值的南明，就实在是相距千里了。
王导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也有自己的私心，但他分得清主、次矛盾，知道该忍让的时候忍让，所以他能协调其他各方面的矛盾，维持东晋政局的大体安定。马士英全然不同，他只知道一味排斥异己，贪婪地、毫无止境地追求个人政治利益，完全不顾南明政权的大局。最终，在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南明弘光政权只存在了两年，马士英自己也被清军所杀，为天下人耻笑、痛恨，并被归入《明史·奸臣列传》，遗臭万年。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心胸气度，远见卓识，仍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南明弘光政权，又怎会在短短两年间就灰飞烟灭。遥想当年，项羽用区区8000江东子弟，便能横扫天下；孙策用区区几旅吴越义士，便能割据一方；岂有十万雄师，两年间，便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之理！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智慧雅量，长袖善舞，他就能在南明弘光政权这个根本利益下，协调同东林党、复社成员的矛盾。那么柳如是、李香君的秦淮歌舞便不会谢幕；陈子龙、夏完淳的华亭鹤唳，也不会成为绝唱！
纵观王导一生，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建国于江左，为汉族政权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他缔造了“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有效地限制了皇权，使得政治决策由皇帝的一人决断，扩大为贵族的一群人决断，相对扩大了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他就如同元老院的长老，一直致力于调解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使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始终能有效运转，不至于分崩离析。他将琅邪王氏带上了家族命运的巅峰，为日后琅邪王氏的持续高贵，打好了基础，定下了基调。
第二十三章 南朝“最弱王朝”——陈朝
如果要给魏晋南北朝出现过的所有政权搞个评选的话，不管评什么，总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相信有一项评选，基本是没有异议的——评选魏晋南北朝中国最弱的南方政权。几乎每一个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把手里的票投给一个王朝——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
表面看来，这个结果是很有道理的，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里，陈朝是最后一个王朝，它的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国力最弱，之前的宋、齐、梁三朝，虽然也都属偏安，但总算还有几次荡气回肠的北伐，轮到陈朝统治的时代，基本就是被动挨打了。别说收复河山，不让人家跨过长江来收你，就算阿弥陀佛了。到了王朝的末世，又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陈后主。此君的所作所为，基本算是后世李后主，宋徽宗之流“模范先驱”。国破家亡的命运，它最后也没躲过去，而且比前面的宋、齐、梁三朝都亡得惨，人家的亡国都是改朝换代，最惨也不过是丢点国土，轮到陈朝，大好的河山全让北方打包全收了。公元588年，取代北周自立的隋文帝大举北征，一举攻灭偏安南方的南陈政权，中国自西晋末年300年分裂后，终于重归一统。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里，陈朝末帝君主陈叔宝及其君臣们，更以其荒淫的表现，自毁长城的做派，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如此王朝，不说最弱，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但当我们翻开煌煌史册，我们却又惊讶地看到了另一个陈朝：它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在之后的几千年里，一直为历代英雄敬仰，就连开创贞观盛世，平生自视甚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赞颂他“中兴江南，荡跌乱世，不世之功”。后来同样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里，有志收复北方河山的仁人志士们，也同样视他为偶像。按照一般王朝的剧本，但凡王朝灭亡，其帝王也大多“人走茶凉”，会慢慢地随时间被人遗忘，可是陈朝为数不多的几代皇帝里，陈武帝，陈宣帝，陈文帝等人，却在民间被敬仰为神。中国南方老百姓为他们修建的祠堂宗庙，不但未因陈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终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香火不绝。这份殊荣，别说是北朝诸如高欢、宇文泰们这些“英主”享受不到，就是盛唐的“仁君”们也很难比拟。最弱的陈朝，虽然灭亡得干脆利落，却成了中国老百姓们一种特殊的纪念。
这个在正史中最弱，亡得最惨，却赞誉颇多，纪念颇重的陈朝，究竟是怎样一个模样？无论是英雄辈出，还是积贫积弱，陈朝的一个事实，却是后来史家所公认的：比起之前的宋、齐、梁三朝来，陈朝的建国，面对的是一片烂摊子。陈朝的开国皇帝，是南朝四位开国皇帝里最不容易的。
比一比陈朝之前的三个南方政权，这个事实就很清楚了。刘宋开国的时候，虽然建立在荡平东晋晚期内乱的基础上，但持续的农民暴动，打击的多是当地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