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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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纪念达尔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断而同时提出报告而举行的。这一发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90页。见斯·尔·索博利对第224页的注释。
赖尔和爱沙·葛雷渴望看到进化论的“命运”，华莱士则更加发展了他们的想法，这两个实例一方面表明当时要抛弃旧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而达尔文在用纯唯物观研究有机界和人的发展问题上不容许有什么妥协①，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诚恳。另一方面，这说明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论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时，用了许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智能两相比较，谈人的智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还谈到道德观念的发展问题，而不管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②
①关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达尔文写道：“当我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间，我逐渐地意识到，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没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的固定法则，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同样我也不能不思考，许多重要现象在各种福音书中被描写成各式各样的……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启示……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长得很慢，以致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痛苦和不愉快（《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英文版第一卷第307——309页。
②我非常感谢罗金斯基，他向我指出，《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是同华莱士在书评中展开的思想进行论战。这促使我去阅读华莱士在《每季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的原文，于是我完全相信这个意见是对的。有趣的是，达尔文过去也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论战方法，经常不指名地跟自己的战友进行可以说是“不易觉察的”论战。见《达尔文全集》，苏联科学院1939年版第3卷第794页注14和注18。困难从来也未吓倒达尔文。他承认困难，甚至好象在寻找困难，他酷爱真理，在他的天才的精确的天平上，他衡量一切“赞成”和“反对”，接受某一观点时，他要看哪一些论证占优势，要看这些论证和他的基本科学信仰符合到什么程度。达尔文传记的最新作者之一——吉夫里·威斯特称达尔文为“不完整的人”，这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谎言！他的活动和意见从来没有分裂成为单个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碎片。相反，他可以称为非常“完整的人”。他的学说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被一个统一的、严整的基本思想——生物的进化和生物有共同起源的思想统一起来。所有他的单本著作都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发挥，因为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得到反映，正象太阳在一小滴水中得到反映一样。
我们再来谈谈《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吧。起初，这本书打算写成《关于人类的一章》，但是很快达尔文就决定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其中有一章写人和动物的感觉的表现。华莱士第一篇文章（一八六四年）涉及到的关于人种起源的问题，促使达尔文思考这一问题，并用他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两个《概要》中就已经表述过的性选择原则，来解释人种的起源。这促使他想彻底研究性选择的理论，并在动物界各纲中运用这一理论。
这样，已构思好的书篇幅越来越大。有关这本书的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一八六七年因写其他几部著作而中断了几次，也因他的健康状况几度恶化而停顿。看来，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发表，促使达尔文更紧张地编写这本书。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非常赞赏他写赖尔的地质思想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也夸奖他“非常出色地”论述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抱怨华莱士的廉虚态度（华莱士在论述选择理论时，甚至没有提到自己发表在《林纳学会会报》上的文章）之后，略微谈了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要是您不告诉我，我会以为这些话（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那些意见）是另外某个人胡乱加上去的（文章是匿名的）。正如您所预料的一样，我是忧郁的，同您的意见极不相同，这使我感到痛心。关于人类，我不认为有必要把离得比较远的直接原因扯上来。不过这个问题太大了，在一封信中是讨论不了的。我特别高兴谈到您的推论，因为目前我正在写人类问题，并且考虑得很多”。毫无疑问，一八六四年，特别是一八七○年，是他写《人类的起源》最紧张的时刻。一八七○年八月底以前，该书脱稿，八月三十日付印。
书的布局很差，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性选择理论和应用该理论来解释动物第二性征的产生问题。涉及到人类的那一部分篇幅较小，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是讨论人种和人种借助性选择而产生的问题，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则专谈整个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前面六章开始来分析达尔文这本书是恰当的。
达尔文在第一章叙述了他所收集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人类非常明显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在另一章（第一版的第四章和第二版的第二章）中，他详细地研究了人类由低等生物发展起来的方式。还有三章专谈人的智能和动物智能的比较以及人的智能的发展问题。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里，达尔文认为有必要用全部事实来反驳华莱士的思想。第六章结束了书的这一部分，并且明确了人类在动物界体系里占据什么地位和人类的谱系一般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总之，达尔文在第一章中，详细地研究了人体的构造。人的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和内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是哺乳动物，具有哺乳动物的一切特征。奥温和其他一些作者当年曾用来区分人和其它哺乳动物那种人和类人猿在脑构造方面的差别，正如赫胥黎已经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比类人猿和其他最接近类人猿的猴子（如长尾猴和蛮猴）之间的差别还要小。人和猴子之间的极大相似之处在生理学上也表现出来了：共同的疾病，药物的相同作用，甚至象抽烟、喝酒等等所引起的快感也是相同的。人类的增殖和发育无疑具有猴子所固有的特点：初生的婴儿也是弱小无力的，性别也是各不相同的。
人的胚胎发育，首先同其它哺乳动物，甚至同其他脊椎动物纲，有共同的特征：卵细胞的大小和其他哺乳动物相同，和所有其他脊椎动物纲有一样的鳃沟；人的脚和手也象蜥蜴、鸟和哺乳动物的胚胎上的脚和手，有同样的位置。接着达尔文引用了所有当时大家都知道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成就：搏动的血管状的心脏装置，胎儿排泄腔的形成，一条发育虽不完全但是真正的尾巴的尾骨的存在，人体胚胎的沃尔夫氏体——长成的鱼的肾脏同系物的发育。他指出，七个月的胎儿的大脑皱壁，就象成年的猩猩的大脑皱壁一样。他在援引赫胥黎的话时指出：“人无可争辩地相似猴子有过于猴子相似狗”。
达尔文特别注意人的未发育器官（痕迹器官）。他强调指出，这些器官毫无用处，它们具有特别的变异性以及常有返祖现象。他描述了人的皮下肌肉能抽动皮肤的残存现象（其他哺乳动物，比如马的皮下肌肉都能抽动皮肤），肌肉能耸动眉毛和颈肌的残存现象，这种颈肌已经不能任意收缩；他谈到了一些返祖现象（收缩某些皮下肌肉的能力），这就是在个别人的身上作为例外现象出现的一种能力，例如摆动耳朵的能力，这种能力经常作为一个家庭的特点遗传下去。他指出，猩猩和黑猩猩的耳朵不能摆动，这是与人的耳朵相似的缘故，指出人的外耳存在特别的、微尖的突出部，后来这一部分被称之为“达尔文突出部”，他把这一部分看作是其他哺乳动物耳朵尖部的同系物。他举出人的眼睛上的半月形皱纹，说这是第三眼睑或者说是瞬膜的同系物。原始人种的嗅觉比较灵敏，他把这看作是过去留下来的遗传物。他认为，人的头发又长又密，这只是过去某个时候祖先周身都有浓密的毛发层这一现象的残余。对一些人眉毛中夹有几根长毛（这也是蛮猴和一些狒狒所具有的特征）的现象，他也是这样解释的。他用这一观点还研究了细毛——六个月的胎儿身上有的茸毛状的毛发层。
达尔文也确定了其他痕迹器官在特征范围上差异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例如智齿，对文明的种族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对另一些人种来说，却是非常发达的。他强调指出阑尾——人的盲肠缩短部分的残余——的变异性。他指出foramen supra－condy loideum，——在凶猛的、有许多育儿袋的狐猴的肱骨下端，有一条发育得很好的管道（神经和动脉的通道），而人的这一管道，有时却只有它的明显的痕迹存在。他把人的尾骨看作是已经完全丧失功能的第三节尾椎骨早已形成的痕迹器官。他把脊髓的末端纤维、男子的乳腺和所谓的前列腺囊——男子子宫的同系物都列入痕迹器官。达尔文不同于他的前辈，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是以充分的事实来说明问题的，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书籍中，用来证实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大量实例都是引自达尔文的著作。
达尔文用《物种起源》中我们所熟悉的一段结论来结束这一章：“不能把那种理论称之为科学的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它们（同系物器官）是按一个理想的计划创造出来的。”他还用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来解释同源说。“遵循另一观点就意味着认为我们本身的结构和我们周围所有动物的结构是预想出来以模糊我们理性的陷阱”。
从第一章最后一句话中，可以感觉到他自豪地认识到，他的理论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说：“这一时刻即将来临，那时大家会认为，熟悉比较解剖学。熟悉人及其他哺乳动物胚胎学的博物学家们，居然会容忍每一个动物都是上帝逐个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这是不可思议的。……”
决定人类起源的因素和原因，也就是决定其他动物的起源的因素和原因，这是关于人类由某种低等生物发展来的方式这一章的基本思想。人也具有动物那样的特征变异性和遗传性。人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达尔文已指出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所具有的变化规律。和动植物的变化一样，达尔文很少把人类的变化归之为受条件直接而又明显的影响，只是容许这些条件能引起“数量几乎是无法确定的不稳定的变化”，使生物体达到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罢了。
这里达尔文也详细地研究了其他变化因素：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发展的中断，作为畸形返回到从前的类型，例如妇女和男子多余的乳腺，双角子宫或者甚至是颌上部分开的，裸露出来的獠牙等等。然后他又谈到变化的相互关系，谈到人类增殖的速度，最后谈到自然选择，靠自然选择不仅得出身体构造上的特征，而且还得出智能和共同的本能。智能使人的语言发展得越来越清晰，使人发明工具，交通工具（船、木筏）和取火技术。达尔文补充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华莱士先生主张（《每季评论》，一八六九年四月），通过自然选择野人只能得到一个比猴子稍稍发达的脑子！”
接着，达尔文以其非凡的智慧，发展了关于人的手和腿的构造在生存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作用的想法。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为了把石块或梭标准确地抛出去，或者用石头刻制出笨重的工具，必须做一些复杂而准确的动作，这就要求大量的肌肉有完全充分的适应力。紧接着他断言，人的手对这些动作有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种适应性人类的祖先也能得到，但是必须把手从行走、支撑身体和爬树的动作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过渡到只用两条腿挺立，这就引起后肢出要有所变化，即后肢要发展站得稳的功能，失去抓东西的能力。人体直立的姿势也就导致了一系列解剖学上的其他变化，导致了脊椎要有特殊构造，骨盆加宽，脑和颅骨的体积和重量的增加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达尔文在细致地比较了人和类人猿的四肢和牵动四肢的肌肉的构造，比较了他们这些器官的功能之后得出来的，因此毫无疑问，他驳斥了华莱士论据中说明人的手是按天意特殊发展起来的那个论据。但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