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剑仙侠传-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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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范蠡:
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我囯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五千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当时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严光:
本姓庄,史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一名遵,字子陵,东汉会稽余姚人,流寓于桐庐。严光少有高名,王莽天凤中,严光在长安遇到刘秀,于是两人同受业尚书,结成好友。当时刘秀尚微贱,得与严光交友常引以为荣。刘秀起兵反莽,严光积极拥护。新地皇四年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刘秀何时登位做皇帝还在犹豫中。前将军耿纯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依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因望攀龙附凤、附凤翼,以成其所志也。”就是说,跟随刘秀打天下的人,是为了做官,荣宗耀祖。严光对“攀龙附凤”甚不感兴趣。更始三年六月,刘秀登基做皇帝,定都洛阳,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
刘秀登基后,仍十分怀念严光,令海内各处寻找严光下落,并使画工绘成肖像,到处张贴。建武五年,有人奏报,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刘秀知是严光,忙命有司备了马车,带了礼物,将他请到洛阳。严光旧友大司徒侯霸遣使奉书问候。因侯霸在王莽朝初任过淮平大尹,现在又居显要,严光看不起他,只给侯霸送了一个口信,说:“君房(侯霸的字)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意思是说臣子辅助君主以仁义治国家,则天下悦服;如果只知阿谀奉承,对君主的错误主张也一味曲从,就难免会受到腰斩颈断的极刑。刘秀亲自去看望严光,严光高卧如故。刘秀到床前问道:“子陵,你何故不肯相助我呀?”严光回答:“从前唐尧是有道明君,想请巢父帮助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司,认为耳朵都被弄脏,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刘秀将严光请入宫内,叙起旧事,当面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并不称谢,亦不辞行,回到桐庐富春山中,过着垂钓生涯。
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在当时被视为清高,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范仲俺们看来,在群彦攀龙附凤、热衷争名夺利的世风下,严子陵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确能收到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功效。所以他在知睦州时,修筑严子陵祠,并撰《严重重祠堂记》,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告诫侯霸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的两句话,在当时确是辅君治国要诀。
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