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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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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 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
  朕即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一句话,像路易十四这句话这么有名。他于1643年,刚刚五岁,就登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执政达72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曾统治过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在孩提时期他还不能亲自统治;而是由监国马扎然红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召见国务委员会,并声明:“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对各位说:从现在起,我的事务由我自己处理。我需要的时候,各位可以用你们的建议为我服务。”一位神职人员提出,红衣主教马扎然死后,他将向谁请示教务,路易回答:“当然向我,大主教先生!”
  由于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对他绝对顺从的人。一些以为有权得到高级职务的贵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权力:他们公开的身份是皇帝的顾问,所以必须住在宫中他的身边 — 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顾问过什么。
  同样在国内,他也不把权力交给贵族,而是在每一个辖区,都安置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亲信官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违反了自己的义务,他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撤掉。
  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还给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利;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至于说本章标题上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我们无法证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说这样的话。
  太阳王让人在凡尔赛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花费了大约250到300亿欧圆 — 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宫中有4000人随时为国王服务。从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脱衣,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演戏,他是戏中的主角,其他人则是配角。和建造宫殿一样,他在宫中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钱。此外,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支“常备军”,和平时期住在兵营中,也需要大批经费。
  筹集这些必要的经费,是大臣科尔培尔的任务。他有自己的理财学说,认为,国际贸易就是一场战争。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尽可能多出口,少进口。对这种经济政策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就是早期的工业企业,即手工工场。他用低息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给予促进。在手工工场中,各道工序配合协调,成百的专业和辅助工人,高质量地大量生产出服装、地毯、家具、车辆等等各种产品,几乎就像现代的流水生产线。为了尽快卖出这些产品,他扩建和新建了很多道路、运河和港口。为了低价售出这些产品,他降低了出口关税;而外国的商品,由于进口关税的提高,大多数法国人都因其过于昂贵而无法问津。这种经济政策,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他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充盈国库,但却丝毫不顾及本国人民的疾苦。
  1698年,一名顾问向国王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沦为乞丐,只是依赖乞讨才能得以生存;而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以上却无力通过赏赐去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还有十分之四的人,其中十分之三也是状况极度不妙,经常遭到司法案件的干扰。据我的印象,人们在法国对下层人民给予过少的关怀,和太少的扶持。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就成了王国中最堕落和最困苦的阶层,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数量巨大,为国家做出过真正有益的贡献,又是国家最重要的阶层,是他们通过劳动、经商和纳税,养育了国王和整个帝国。”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所留下的国家,从外表上看虽然还是那么辉煌,内部却是困难重重。国家财政面临崩溃,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对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王侯却是伟大的榜样。他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执政风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为一个小太阳王。和在法国一样,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特别是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压榨。他们要付捐税,要为修建巨大的宫殿、修道院和市政厅,付出劳务。当我们今天欣赏那些华丽雄伟的建筑时,不应该忘记他们。
  英国的榜样
  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当时,在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中就已规定,国王只有在诸侯、主教和男爵们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增加税收。一个由上层贵族组成的会议负责监督。这个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在国王所有重要决策中进行咨询。十四世纪以来,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骑士也参加了会议,后来就成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议会: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地方骑士和市民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纪初,所有的国王和女王都同议会进行了合作,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所选择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统治。他为此还援引了著名学者的论据,说在国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但议会和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几年之后,矛盾日益尖锐,到1642年,终于发展成为内战。议会的军队由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率领,他是一个极端的清教徒,自称是“上帝的卫士”。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大获全胜。于是,他把所有不愿跟随他,主张和国王和谈的人赶出了议会。然后,残缺不全的议会把国王送上法庭,判处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英国变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了政府首脑。他很少关注议会的权利,于1653年宣布自己为终身的“护国主”,他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军事独裁。他的执政风格,几乎和被处死的国王没有什么两样。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任,由于十分无能,一年之后就被撤换。何况大多数英国人早已厌烦了克伦威尔式的共和国;他们希望再有一个国王,但必须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议会。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为英国新国王,他必须事先宣誓尊重议会的权利。但没有过多少时间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样在追求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同天主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员时也偏向天主教势力。议会为了抵制这种倾向,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方职务。议会的议员们,还想走的更远,试图消除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查理的女儿玛丽亚同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冯·奥兰治三世联姻。议会要求他们在反天主教的斗争中出力,为此可以得到英国的王位。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1668年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国王只好逃亡法国,他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于是,威廉和玛丽亚兵不刃血进入了伦敦。但在他们登基之前,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权利宣言”。其中确定了英国议会和市民应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法律只有在议会通过后才能颁布或废除;议会选举必须自由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议会的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享有豁免权,即没有议会的特殊允许,议员不受刑事追究;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规军队;独立的司法机构负责维护法律的执行;任何人不经法庭判决不能被处死和被关押。1689年的这些基本权利的确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国人称为“光荣革命”的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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