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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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化人类学列为异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碍的,还有“本民族中心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异文化时,最容易以自我为本位的态度。如果说浪漫的“误读”,以欣赏异文化为特点的话,“本民族中心主义”则是一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观。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会导致我们异文化理解中的误解乃至于歪曲。
《灵魂像风》则大体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或许是由于作家的诗人气质和人类学教养,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女士仍没有放弃她的浪漫,却仍然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但她确乎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作家以她独自的方式所达到的这种困惑,与人类学家的困惑位于同一高度。
作家意识到自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时日已久,并力图寻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说:以往的赞美过多,这使我于心不安;如今遗憾多于赞美,心里难过默默无言的时候多。看来,作家对自己过去基于浪漫的“误读”所做的赞美开始内省,同时,又不甘心做一位基于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欣赏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去行进了,她的审美目光开始发生变化,赞美也来得吝啬与迟疑;她甚至冒着可能被逐的风险,去坦诚而又不大合宜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与忧虑。或许,她认为缺乏的正是一次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吧,因为她不忍心再看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为了来世而放弃现世,以今生为全部代价。从作家的困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人的终极关心与深切同情。
但是,马丽华女士还是接受了那位美国妇人的批评。莎拉女士虽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却有着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她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莎拉女士当然是对的。不过,我倒突然想到,相对主义文化观在莎拉女士那里,还与她的浪漫主义相联系,因为她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家,却要把她的心灵之家构筑在西藏;因为在西藏,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
“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职业信条之一。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态度,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都具有不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价值。显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义来,文化相对主义要公正得多,它能成为人类学家,甚至为公众认可的信念,实在是当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项财富。但是,如果相对主义走到了极端,也有可能在人类相互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写于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藏北游历》后记
马丽华
由于要出书的原因,我把这篇已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两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补润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删掉了的部分,补充了我所认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断。改稿的过程,使我又进行了一番情感的游历。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的痛楚。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痛楚的由来和内涵。
千丝万缕的藏北,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已进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旬了,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谩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今天那曲的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五度,预报说有七至八级大风。是呵,那曲镇上的人们每年要烤八个月的牛粪人。
我的藏北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北,不问于现实存在的藏北,不问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藏北,甚至,我笔下的藏北与我心中的藏北也并非同一事物。
而藏北之于我,也绝非一个牧区地名,一个地理概念,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一种意识和境界。我精神生命中的某些什么水水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了。
我不主张对这个地方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主要是不能够。藏北之行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也许个体的观念体系本来就有懈可击——一个确切的情况是:由于我去过了藏北,两年多来我就习惯了不再与人发生观念之争。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这使我陷于两难之境。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尚且负有一定责任的作家,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
我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没能找到使二者结合的平衡点,时常提出一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见解。长时间的两难困境使我窘迫。
是很难作出评价,唯一的地球上有一个唯一的青藏高原,它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它方方面面的无与伦比,既难效仿别处,也绝难为别处所仿效。
我甚至不能以批评的语气叙说哪怕我所认为的陈规陋习。那不仅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