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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极端的年代-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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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工业生产单位服务的人,更衷心希望这个在效率上停滞不进、在科技上麻痹不灵的经济体系,在管理上能够有所改进。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经恶劣到了什么地步。更有甚者,这些人也不需要党来继续干扰,就算党的官僚系统不存在了,他们依然会存在。他们才是不可或缺之人,党可不是。事实上果不其然,苏维埃联盟解体了,他们却存留下来,如今,在新组成的“工业科学联盟”(industrial-scientificunion,nps,1990)及其后继者中,扮演着压力团体的角色。其后并于共产主义破产之际,在自己原先负责管理、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企业里面,获得成为合法所有人的可能。

然而,党领导的中央指令制度虽然腐化,虽然没有效率,甚至几乎全然麻木,可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之所系。如今党的威信既去,一时之间,取而代之的却并不是宪政民主的权力,反而是国中无主的茫然。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继位者叶利钦(boris yeltsin),均将其权力基础由党转向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总统,他们更合法地积累自己的统治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苏联任何一位前任头头享有的权威都大,连斯大林也不例外(di 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于是就像一个破损的巨大油轮驶向暗礁一般,无人掌舵的苏联逐渐漂向解体的命运。而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经在那里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而苏联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官方理论,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包括其中15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各个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统之内——不过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罗的海3国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离”上起过念头。直到1988年时,才有第一家民族主义“阵线”及运动,在“开放”的呼声下成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4国)。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分离的主张也不见得是对中央而发——甚至在波罗的海诸国亦然——主要是反对那能力不济的戈尔巴乔夫派地方党团;或如在亚美尼亚,是与隔邻的阿塞拜疆对抗所致。它们当时的目标,均非独立,不过到1989…1990年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却迅速趋向极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赶搭选举式民主列车所造成的冲击;其二,现存的党的势力集中全力顽抗,与激进派之间冲突日烈,两方势力在新选出的议会中激烈格斗;其三,戈尔巴乔夫与他的眼中钉——即原为他手下的败将、后为他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他接任者的叶利钦——两人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激进派的改革人士,为击破各级党组织的高垒深沟,基本上只有向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愈发巩固加强了后者的力量。在俄罗斯的本地,大声疾呼俄罗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标,于是也成为激进派的一个有力武器,在他们赶走躲在中央权力机构壁垒背后的党官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俄罗斯利益高于周边共和国利益的主张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不但接受前者补助,日子也过得比俄罗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觉,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越来越强。而叶利钦其人,原是旧有社会出身的党内老头目,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会玩那老一套的政治把戏(作风强悍、个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于煽动、制造气氛、深谙面对媒体之道)。对他来说,爬登层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大权,如此即可越过戈尔巴乔夫掌管的苏联体制。因为截至当时为止,在苏维埃联盟与其最大成员俄罗斯联邦之间,实无太大区别。但是叶利钦一手将俄罗斯也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共和国,等于在事实上敲响了苏维埃联盟的丧钟,并改由他统治的俄罗斯来取代。其后于1991年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确是这般。

经济上的解体,加速了政治上的解体;而经济解体之所以发生,却是由政治解体促成的。随着5年一度“计划”的停止,以及党中央命令的告终,苏联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取而代之的,只见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只要力能为之,便都一窝蜂地赶紧坚垒自保、寻求自足,或进行双边交易。对拥有庞大事业单位的地方城镇党政军负责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惯有的生存手法。生产单位与集体农场之间,一向靠物物交换,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吉达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电话,解决其市内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吉达斯波夫打电话给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双方议定以前者的鞋类和钢铁,换取后者的谷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这一类由旧有党首脑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实上也等于国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统。结果实施“地方经济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独立运作意识’(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兴起,并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为”(di leo,p.101)。

一条漫漫的不归路,终于在1989年后半期,正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头的最后关卡。当时,法国“修正派”史学专家正忙着证明当年的一场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或与20世纪政治无甚关系。然而正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末叶的苏联政治体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议会于夏天召开之后,随即于同年出现瓦解现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数月之间,经济解体也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不过这个时候,世人的目光却正紧盯着另一场虽属相关,事实上却为次要的突发事件:即欧洲共产党卫星政权的骤然垮台,这同样是一场事先完全不曾预料的演变。从1989年8月开始,至同年年底,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相继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从此消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纷纷加入行列;除了罗马尼亚之外,甚至不曾发一枪一弹。紧接着,巴尔干半岛上两家非苏联门下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退出了共产党政权之列。东德不久被并入西德,南斯拉夫则很快陷于分裂内战。这一连串惊人的发展过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而且也受到其余各洲共产党政权的密切注视。这些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北京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它使用的方法,便是一度也于法国革命期间,派军镇压民乱的拿破仑所谓的“一记霰弹轻烟”。中共出动军队,驱散在首都主要广场上的大规模示威学生群众。天安门事件,震惊了西方舆论。但是中共当局此举,无疑保持了它的江山政权的稳定,并使其得以继续经济自由化的成功政策,而不必面对立即的政治困扰。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外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

……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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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0年间发生的演变,其实可以看成一场东欧革命。这种观点似乎相当合理,更何况时间上正当1789年的200周年。至于就这些事件彻底推翻了当政政权而言,确也有其革命性质可言。然而革命这个字眼,虽然不失恰当,在此却难免有几分误导作用。因为事实上,这些东欧政权没有一个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兰外,也没有一国内部拥有一股力量,不论是有组织或临时聚合,足以对当局造成严重的威胁。更有甚者,正因为波兰有这一支强大的政治反对势力,反而愈发保证其共产制度不会于一夕间突然倒闭。相反地,波兰是通过不断协商改革的过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这种情况,与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西班牙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安排颇类似。而当时各东欧卫星国面对的最大威胁,只可能来自莫斯科,可是后者已经将心意表露无遗,绝不会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样,插手管它们的闲事了——也许是因为冷战已奏尾声,它们对苏联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吧。如果这些国家还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来,它们最好赶紧追随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自由化、弹性化改革路线。同理,莫斯科也不会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帮它们强迫死硬派屈服。总而言之,它们现在全得靠自己了。

苏联撒手不管,愈发造成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破产。它们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过因为多少年来,它们已经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持不同政见者除了移居国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或由知识分子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之外(人数极少),在现有状况之下,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取代,众多的东欧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为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但凡有活力、有才干、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所有需要这些能力的职位,甚或任何能让他们公开发挥才能的途径,都只在体制内部存在,或得到体制的允许方可进行。即使连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活动,如撑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这项原则,甚至延伸到登记在案注册许可的反对团体,主要是一批文人(共产党的体制渐衰,才允许这些势力公开存在)。可是这些不曾选择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见作家,却在共产主义失势之后吃了苦头,发现自己被人列为旧政权的同谋。难怪多数人宁愿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虽然如今权威已逝,不满的声音不再受到严厉处罚——这种过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现出对体制依旧支持的行动,如行礼如仪的投票或游行。但是在骨子里,只有天真的小学生还信仰这个体制。旧政权倒台之后,饱受众人愤怒抨击,其中原因之一,即在于:

在那些装饰门面的选举中,大多数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虽然并不很严重。他们参加硬性规定的游行活动……因为警方轻而易举,就可以招来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点小小压力,后者便同意从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表面尽管屈从,却少有人真心相信这个体制,也无人对它保持忠诚,甚至连当政者也不例外。但是当最后群众终于不再被动,开始喊出他们的不满,当局显然大吃一惊——这惊愕的一刻,已经永远捕捉在录像带上。即1989年12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面对满地群众,不想众人发出的竟是嘘声,而非忠实掌声——可是令共产党首脑惊奇的事情,并不是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是他们竟然付诸行动。于是当出现民意难违的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东欧政府下令开枪,各政权都自动悄然让出大权。只有罗马尼亚例外,其实即使在那里,临垮台前的抵抗也极短暂。事实上,它们也许再不能重夺政权,而且也没有一国作此尝试。各地的极端共产党派,更没有一人起来为他们的信仰——甚至为了这40年来成绩其实不算平平的几处共产党统治——战死在壕沟里面。因为如果他们起来作战,到底是为了捍卫什么呢?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已经远落后于西方邻国,如今更一路下滑,证明完全不可救药,连认真改革及高明处方都回天乏术的经济呢?还是那一套在过去,曾经支持其共产党前辈奋斗,如今却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谓“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注定取而代之”的那个体制呢?事到如今,还有谁再相信这个天方夜谭?——虽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这段理论看来并非不可行。如今即使连共产党国家,也不再联合一致,有时甚至还彼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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