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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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会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共体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会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规模权力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共体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会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会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诞生）。欧洲联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须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涉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二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为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二十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愈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为。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银行当局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神学意气飞扬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即是有系统地走向民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倒闭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项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本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西方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治不安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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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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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阿贝贝（beleta abebe）将军于视察半途，顺路在戈德（gode）营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报告抵达皇宫，将军已被那里的士兵拘捕，并强迫他吃下士兵伙食。那些伙食腐坏到无以复加，有些人担心将军恐怕会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亚）皇帝连忙派遣贴身禁卫军的空军前往，总算把将军救出，送往医院诊治。
——《皇帝大人》（ryszard kapuscinski，theemperor，1983，p．120）
咱们把（大学实验农场上）能宰的牛只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动手大宰的当儿，那里的农妇却开始痛哭失声：为什么要这样痛宰这些可怜的畜牲？它们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太太小姐们这么一哭，噢，可怜的东西，咱们也只好停手不干了。可是咱们大概早已经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头左右。咱们的意思是把它们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为农家妇女们都开始哭了起来。
咱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便有一位先生骑上他的马儿，跑到阿雅库乔那一头去，他是去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声电台（las voz）的新闻里播报出来。新闻播出，咱们刚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带着有那种小不点儿的收音机。大伙便都听着，哈，这可让咱们感觉挺好受的，可不是吗？
——“光辉道路”某位年轻成员语（tiempos，1990，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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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1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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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第三世界的种种变迁及逐渐解体的现象，与第一世界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区域——不管其革命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或有望来临——而后者的政治社会情况，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战揭幕时大多相当稳定。至于第二世界，也许内部蒸气沸腾，可是对外却都被党的权威及苏联军方可能的干预严密封锁。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来（或自它们建国以来）很少有国家未曾经历革命、军事政变（其目的也许是镇压革命、防范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种形式的内部军事冲突。到本书写作为止，唯一能够避免这种命运的只有印度，以及几处在高寿的家长式权威人物统治之下的前殖民地，如马拉维（malawi）的班达（dr．banda）——前身是尼亚萨兰（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为止）象牙海岸那位仿佛永远死不了的乌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这种持续性的政治动荡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现象。
这种现象，美国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为“保持国际现状”的最大护法师，美国将第三世界的动荡种子归咎于苏联；至少，它也把这种骚乱状态，看作对方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的一大资产。几乎自冷战开始，美国便全力出击对抗这一威胁，从经济援助开始，到意识宣传，正式与非正式的军事颠覆，一直到掀起大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采取的方式，以与当地友好政权或收买当地政权合作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没有当地拥护也不惜为之。于是在一、二两次大战战火告息，世界自19世纪以来进入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同时，第三世界却成了一片战区。到苏联体系瓦解以前，据估计，1945－1983年间发生过100次以上“大型战争、军事行动与军事冲突”，死亡人数高达1900万人——甚至也许达2000万众——这些大小战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第三世界区域：其中900万死在东亚，350万在非洲，250万在南亚，50余万在中东。这还不包括当时刚开火，堪称惨酷之极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难人数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m，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牺牲者据统计为三四百万（该国总人口也不过3000万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而长达30年的几场越南战争（1945－1975年），其惨重更列所有之冠。朝越两战，是美国军方大规模直接参与的仅有战事，先后分别有5万名美军因此阵亡。至于越南百姓与中南半岛其他居民的人命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最保守的统计也应有200余万。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间接与反共有关的战争，其残酷程度也与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区为最。据估计1980－1988年间，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万人死于反政府的战争（两国人口共为2300万），另有1200万人则因此流离失所，或濒临饥饿威胁（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潜力，也多具有共产党属性，不为别的，单就这些殖民地解放领袖均自认为社会主义者一事即可看出，他们从事的解放手段及现代化运动，也以苏联为师，采取同一路线。这些人若受过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将自己视为列宁与马克思的追随者。不过，强有力的共产党派在第三世界相当少见，而且除在蒙古、中国和越南以外，共产党在本国的解放运动中均未扮演过主要角色——然而，毕竟也有几处新政权看出列宁式政党的好用之处，并借鉴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另有一些获得相当势力及影响的共产党派，则不是靠边站（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惨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场据说有亲共倾向的军事政变之后，约有50万名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嫌疑者遭到处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屠杀。
几十年来，基本上苏联都采取相当实际的态度，来处理它与第三世界革命派、激进派，或解放运动的关系，因为苏方并不打算，也不期望，扩大它现有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地盘，以及中国在东方一带的介入范围（不过它对中国的影响力无法全盘控制）。这种政策，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1956－1964年）也不曾改变。当时各地有许多“国产”革命，乃是靠着自己力量取得政权，共产党却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尔及利亚（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也将当地各国领袖人物一一推上权力舞台，他们的野心目标，最多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苏联之友”的头衔。尤其在苏联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项不带旧殖民主义腐败气息的援助时，更愿与苏联友好。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杜尔、马里的凯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属刚果悲剧下场的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卢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苏联为纪念其人，特将1960年为第三世界学生成立的“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hipuniversity）改名为“卢蒙巴大学”。莫斯科同情这类新起的非洲政权，并且予以协助，可是没有多久，就放弃对他们过度乐观的期望。如比属刚果这个庞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独立之后，立刻步上内战之途。苏联于内战中提供卢蒙巴派军火援助，对抗美国和比利时的代理或傀儡政权（刚果内战并有联合国部队介入，同为两个超级大国所不喜欢），结果令人失望。而各地新政权中的一支，卡斯特罗的古巴，出乎众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政权时，苏联虽将之收编翼下，可是在此同时，却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坏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显示，苏联意欲借革命将共产党阵营地盘向前扩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动作也表示它只是无心栽柳，刚巧从中得利罢了。老一辈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把资本主义埋葬而已。
事实上，当1960年苏联在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以革命之名挑战时（挑战者还包括各种名目的马克思派别），第三世界遵从莫斯科号令的各家政党，也始终维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线。在这一类国家里，资本主义——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们的敌人，它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些邪恶势力的帝国主义（美帝）。武装斗争，并非向前跃进，却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携手的广大人民或民族阵线。简单地说，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沿续着3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一切说它背离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责（见第五章）。这项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张枪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时却颇为奏效，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许无足惊讶的是，一旦这个策略达到目的，却立刻为继起的军事政变所中断，随后而来的更是恐怖统治。1964年后的巴西，1965年后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证明。
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毕竟成为那些依然深信社会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拥有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它仿佛一座遍布全球，随时等待爆发的火山，它是一处稍微颤抖，便表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地震带。即使是那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在黄金时代自由安定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里告终的学者（bell，1960），也承认千福年与革命的希望并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十月传统的老革命家，或对50年代虽兴旺却世俗的平庸现象感到灰心的所谓浪漫人士，整个左翼路线，包括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以及温和派的社会民主党人，都需要一样东西赐与他们理想——单单是社会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断升高的实际所得，哪里足够——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们的理想；而遵循启蒙运动伟大传统的党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实际的政治以供他们行动。少了这些，他们便无法生存。否则，我们如何解释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