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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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工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换句话说，当年农业革命来到，一向在人类历史记载上占有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成为多余的一群。在过去，这些不再为土地所需要的百万劳动力，只要愿意工作，只要他们做惯农活的身手（如挖土筑墙）可以重新适应，只要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随时都可以被他处求人工若渴的职业所吸收。可是，当这些职业也不再被需要时，他们将何去何从？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经过再训练，转行至信息时代不断扩张的高档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越来越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其数量却不足以吸收由旧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人潮（technology 1986，pp．7…9 335）。就这个层面而言，那些仍在继续涌出乡间的第三世界农村人口，真不知下场将是如何？
至于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度失业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变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却被其他认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视。而穷国的失业人口，只好加入庞大却暧昧隐蔽的“非正式”或所谓“平行”（parallel）经济，男女老少，做小工、当小差、交易买卖、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么法子生活着。这些人在富有的国度里则形成（或可说再度形成）愈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下层阶级”。他们的问题，被视为无法解决的“既成事实”，而且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问题，因为他们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数。于是美国本土黑人在自己国境内形成的“种族聚居社会”（ghetto），就是这种地下世界社会的教科书标准实例。其实“黑市经济”（black economy）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并非不存在，研究人员曾经惊讶地发现，90年代初期，英国的2200多万户人家，竟持有100亿英镑现金，平均每家460英镑。这个数字如此之高，听说是因为“黑市只以现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8/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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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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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气的现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重整，使得危机二十年的时代充斥了一股阴霾的政治低压。一代人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全面就业的繁荣，就业市场上信心饱满，大家都相信找工作不难，自己所要的差事随时就在那一个角落等待。80年代初期的萧条乌云初起，也只有制造业工人的生活受到威胁。一直要到1990年初，这种工作不保、前途未卜的忧虑，才开始降临到如英国等国白领阶级与专业人员的心头。英国境内，最繁荣的行业中，有半数人担心丢掉工作。这是一个人们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年代，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更早已遭到破坏，纷纷崩溃粉碎（见第十及十一章）。“美国史上10大屠杀案件……8件是于1980年后发生”，通常犯案者多是三四十岁的白人中年男子，“在长久孤寂之后，挫折已极，充满着愤怒感”，而且在遭到人生重大打击如失业或离婚之后，一触即发犯下滔天大案。这种现象，难道是巧合吗？或许，甚至连对其有推波助澜之“功”的“美国境内那种日益猖獗的仇恨文化”（butterfiele 1991），可能也不尽属偶然吧？这股恨意，在80年代开始透过流行歌曲歌词公然唱出来，更显露在电视电影日益明显的残暴镜头中。
这股失落不安的感觉，为发达国家的政治地层造成巨大的裂痕。甚至在冷战告终，西方几家国会民主政治赖以稳定的国际势力平衡状态也从此遭到破坏之前，即已出现。碰上经济不顺的年头，不管谁当政，选民自然会把罪过怪到他们头上，可是危机二十年政治生态的最大特色，却在于当政者的受挫，不见得就能使在野者获利吃香。其中最大的输家，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它们借以赢取支持民众欢心的最好武器——即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措施——如今一一失去了它的效力。而它们的选民基石——工人阶级——也一溃而成碎石片片（见第十章）。在跨国性的经济世界里，国内工资暴露于外国竞争冽风之下的程度更甚以往，而政府插手庇护他们的能力也更减低。同时，萧条气氛下，人心涣散，传统集结在社会民主大旗下的各方人马开始离心离德：有人工作暂稳（相对性地），有人饭碗不保，有人仍守住带有强烈工会色彩的老区和老企业，有人则迁移到比较不受威胁、不属于工会的新区和新企业去。至于那批在坏年头里到处不受欢迎的倒霉受害者，则一沉到底，沦落为“下层阶级”。更有甚者，自从70年代开始，许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或中产阶级）离开了左派阵营，转向其他更为特定的运动——其中尤以环保、妇运，以及其他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为著——更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劳工和社会民主性质的政府，再度成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现象，因为甚至连那些由社会主义人士象征性领导的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勉强，也放弃了它们的传统的政策。
踏进这个政治真空的新力量，是一个各色搀杂混合的大拼盘，从右派的惧外症与种族主义开始，经过主张“分离主义”（secessionism）的大小党派，一直到比较左的各种名目“绿”党及其他种种“新社会运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中有部分在本国建立了相当的地盘，有时甚至在一地一区成为一霸；不过到短促二十世纪之末，尚无一支新军，能够真正取代原有确立的旧型政治势力。至于其他群体获得的支持，则强弱不定波动甚大。然而，多数有影响力者，均放弃普遍性公民民主政治的标签，改投向某种个别群体性的认同，因此对于外国及外人，以及美法革命传统代表的全盘接收的民族国家体制，有着发自心底的敌意。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类新“认同性政治”现象的兴起。
然而，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不光在其积极内容，而且在其对“旧政治”的驳斥。其中某些势力最庞大者的主要基础，便建立在这种否定性之上，如意大利主张分离主义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以及1992年竟有两成的美国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将一票投给了一名党外怪胎的得克萨斯州富佬。1989年和1990年，巴西和秘鲁，甚至真的基于“此人名不见经传必然值得信任”的原因，分别选出了新的总统。而英国则全亏采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unrepresentativeelectoral system），才免于70年代以来不时有第三大党诞生的危机。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先后或是独立，或与由工党分出的社会民主派联合出击，或双方合并，一度获得足与其他两大党之一旗鼓相当的民众支持——甚或更胜一筹。自从30年代那前一个不景气的时期以来，发生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那种具有悠久执政记录的老政党却大量流失支持基础的崩散状况，可谓闻所未闻——如法国的社会党（1990年），加拿大的保守党（1993年），意大利政府党派（1993年）。简单地说，在危机20年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固有的稳定政治结构开始分崩离析。更有甚者，很多新起的政治力量中，最有增长潜力的，往往属于以下成分的结合：民粹性质的煽动渲染，高度曝光的个人领导，以及对外人外国的敌意心理。面对这个光景，活过两战之间时期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有几个能不感到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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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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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愈造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如70年代末期毛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式国家计划领导的社会主义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风雨吹打之际，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付的世界市场。同样地，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即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worldsyst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组织却拒不收纳，即是一例。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东德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东德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德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没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念头，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共产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海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共产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机时刻。更倒霉的是，共产主义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烈意识（暂时），刚摆脱共产主义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得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半球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