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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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的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1／11／90）。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欢，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点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方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免费献血制度的正大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与关系》（the giftrelationship）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中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如日本。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方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尽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从政策层面观之，“黄金时代经济学”支持者的表现并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们被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意识倾向所束缚，即全面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战后的多数议会政治。进一步说，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工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制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国家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1980年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促的二十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击，莫过于1970年后世界经济的趋于全球化，国际化大风所过之处，各国政府莫不在这个难于控制的“世界市场”之下低头——恐怕只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不致受其摆布。（更有甚者，这个“世界市场”对左派政府的不信任，显然远超过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国，如法国（当时在社会党政府领导之下），也发现仅凭自己单方面的手段，已经无法重振经济。在密特朗总统上台两年之内，法国便面临账务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机，法郎被迫贬值，凯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论也只好束之高阁，开始改弦更张，改用“带人情味的节约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人们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显。一旦黄金时代不断上涨的繁荣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护之下的浪费、缺乏效率，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义人士开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而许多“混合号”经济大船，确实也有不得不改头换面之处，它们生了锈的船体，经此“新自由”清洁剂大加刷洗之后，确颇有一番焕然一新的姿态。最后，甚至连英国左派都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大刀阔斧所下的狠药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时的人们，对国营事业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业当成“好事”，政府看作“坏蛋”——根据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是问题的本身。”——事实上不但对经济无济于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执政的年代，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达全国生产总额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时期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更达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庞大的开销，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观念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虽然事实上常常相反），但是它们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识高调者硬要如此。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振兴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
事实上遍观全球，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后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一些西方“经济神童”的指点下，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反之，执新自由主义政权牛耳的里根时的美国，虽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紧国库——即预算平衡（balancde budgets）——并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实上，却是采用凯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钱为手段，通过惊人的赤字与军备支出，才从1979－1982年的不景气中脱身。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华盛顿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价值及市场的运作决定，反而自1984年后，重新通过外交压力刻意操纵（kuttner，1991，pp．88－94）。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里根治下的美国，及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便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史家在此，无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处。总之，进入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再度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凯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西方那一批专门在企业管理科系发表高论，写作“管理学新章”的所谓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丛书是现今出版最多的宠儿），于是都急忙浏览孔老夫子的教训，或许他老人家对此等成功的企业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危机二十年的经济困境，不但格外恼人，而且极具社会颠覆的危险，因为其荣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问题，与黄金时期的问题完全不同，乃是当时的特殊产物。那时的生产体系，已经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观，而且更进一步，已然以相当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谓“跨国化”）获得惊人成果。此外，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有所讨论，黄金时期产生的革命性潮流，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视。
以上种种现象，可以从工作场景及失业现象获得最好的了解。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最普遍的趋势，便是以机器技术替代人工技术，以机器“马力”取代人的气力，结果自然是把人赶出工作场去。它也“正确地”假定，在不断地工业革命下，经济增长规模庞大，必将自动产生足够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旧行业——不过像这样一种经济运作，到底要多少人失业，才称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对此，却意见不一。黄金时期的发展，显然为这种乐观看法提供了实据。我们在第十章曾经看见，当时工业的增长之猛，甚至在最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人的数目和比例也未曾严重下降。然而进入危机二十年，工人需求的减缩开始以惊人的速率出现，即使连扩张程度平和的国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国长途电话的通话次数增加5倍，接线员人数只减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话次数增加3倍，接线员却锐减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工人人数都在不断减少之中，而且速度极快。这数十年间日益升高的失业不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更属结构性的失业。年头不佳时失去的工作，到了年头变好也不再见找回。而且，它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永久性的失业，并不只是由于工业大量转移，从旧工业国家及地区转向新生地带，将旧工业中心变成“生锈带”（rust… belts）而已——有时甚至仿佛彻底蜕皮一般，将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事实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本身的兴旺现象更可观。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内部就有7个这类国家，囊括了全球24％的钢铁消耗量，以及15％的产量（钢铁的产用量依然不失为工业化的极佳指数）。更有甚者，在经济潮流穿越国界，自由来去各国之间的世界里（劳工移民的流动却属例外，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劳工密集的工业自然只有向外发展，从高工资国家移向低工资地区，即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富国如美国，走向周边的穷国。若能以得克萨斯州工资十分之一的工钱，在对岸墨西哥的华雷斯市（jra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较差，也比留在河这一边的埃尔帕索（ei paso）合算。
甚至在尚未工业化或刚起步的国家里，机械化的规律也成了最高原则。于是原本最为廉价的人工，由于迟早被机器取代，反而变成一项最昂贵的成本。这些国家，同样也难逃世界性自由贸易竞争规律的控制。以巴西为例，当地劳工比起底特律或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虽低廉，可是圣保罗的汽车工业，却同样步上密歇根和下萨克森（lower saxony）的后尘，面对机械化之后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听当地工会领袖如此说）。就实际目的而言，机器的效率及生产力，可以经常地，甚至不断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却可以同时大幅度下降。可是人类则不然，将航空交通的万里高速，与短跑选手的百米记录两相比较，即可一见端倪。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一段长度的时间里，人工成本都不能减低到该社会所认可——或以任何标准衡量——足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准以下。人体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化生产而设计。科技愈进步，人工成本与机械相比就愈为昂贵。
这场危机二十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这个过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竞争，政府（政府也直接间接是最大的单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财政负担等因素作用之下越发加速。更严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当时那一批仍占上风的自由市场神学不断施压，要求将工作机会，移转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标的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尤以将就业市场转往私营公司一事，造成的影响最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集团，除了自己的金钱利益，当然天生就对其他一律不感兴趣。大势所趋之下，意味着政府及其他公营事业单位，不再扮演着一度被称为“最后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业工会的力量，在经济不景气中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敌视之下，也日渐衰落，越发促成人工淘汰趋势的演变，因为会员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会最宝贵的任务之一。总之，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扩张，可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工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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