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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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此情此景，却像一股黑暗势力的漫漫长线，一直贯穿着本书涵盖的悠悠岁月。

所幸在其他实施宪政民主、拥有新闻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体制中自有某些对抗牵制这类思想的力量存在。可是绝对极权的国家就没有这种福气，虽然最终也会发展出某种限制权力的成规。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当全面权力的使用扩展到无限的时候，它自然会生出自己毁灭的苦果来。偏执妄想，就是滥用权力到极至的最终结果。斯大林死后，陆续登场的接班人等，相继都有一种默契，决定要为这段血腥年月划上句号。然而斑斑血迹，斯大林岁月究竟一共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年代）只有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海外学者和宣传家去细心追查。从此，苏联政界中人总算能寿终正寝，有时甚至得享天年，进入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就纯技术观点而言，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苏俄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人数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始终秘而不宣，更使这项估算工作难上加难。但是不论各项估计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后直接间接的死难人数绝对高过七位数，甚至进入八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采取“保守”估计，将其定位于一千万，而非两千万甚或更高，实在都无关紧要了。面对这种骇人的天文数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饶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说为杀人凶手做任何辩解。在此作者还要添上一笔，不带任何评论：1937年，苏联总人口据称为1．64亿，比起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年）原先预估的人口总数，一共少了1670万。

不过，尽管如此，苏联体制绝不是一个“极极”政体。“极权”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共产党的批评者中盛行起来。究其源流，此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于20年前发明的“夫子自道”，用以形容自己追求的目标所在。可是自此之后，却被外人挪借，专为批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用。“极权”代表着全方位无所不包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但对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进一步，以对宣传及教育机制的垄断，成功地将它所推动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心中内化。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8年出版），即为西方世界描绘出极权社会达于极点时的画面：一个人民大众都被洗脑的社会，在“老大哥”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作息。偶尔只有一两个寂寞的孤人，才会发出不同的异议。

这个最高境界，自然是斯大林意欲达到的目标。可是若换作列宁及其他老派的党员，闻此必然大怒，更不要说祖师爷马克思了。就将领袖“神化”而言（“神化运动”，日后被人美言为“个人崇拜”），或将他塑造成集美德于一身的圣人斯大林大致有一点成就，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的讥讽描述。但是说来矛盾，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成果，却与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无关。当1953年斯大林的“噩耗”传来，某些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的共产党人，的确流下了真情的伤心泪，这种人还不少。他们认为，斯大林象征、并且激发了他们投身的运动大业，而且他们也都是真心自动地投入斯大林阵营。这些外国人不知真相，可是俄国老百姓却都心知肚明，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命中已经吃了多少苦头，而且还在继续受煎熬。然而尽管如此，只因为斯大林是这片俄罗斯大地上铁腕的合法统治者，只因为他是现代化了这片大地的领导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也便代表着他们自己的某一部分。更何况，在最近一次战争的经验里面，斯大林又作为他们的领袖，至少对大俄罗斯而言，真正为国家赢得了一场艰苦胜利。

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评断，苏联式的体制实在谈不上“极权”二字，因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极权”一词，到底有几分确切的用处。这个体制，一未能实现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对政治隔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马列主义的官方学说，与广大民众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因此在他们身上自然发生不了感应。这门奥秘难懂的学问，只有那些打算在这条路上功成业就之人，才会对它发生兴趣。在经过40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匈牙利，当问及途经布达佩斯马克思广场上的路人“马克思何许人也？”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位苏联哲学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我想想看，还什么可以讲的？噢，他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另外一个插话，当然是个搞政治的。他这个人，你知道，他这个人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嘛，——列宁的名字，列宁，列宁的著作——这个嘛，他把这些都译成了匈牙利文（garton　ash1990，p　261）。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高层单位对政治及意识思想发表的公开谈话，除非与他们日常生活问题有切身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恐怕很难有意识地吸收。只有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建筑在号称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才不得不对其仔细聆听、认真看待。这种制度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乖乖听话，不公开表示异议，体制便赐予他们丰富的特权与优惠。矛盾的是，也正因为这个事实，总算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之外制造了一个社会出口。也只有如斯大林般的残忍凶暴，才能封杀住非官方的知识思考。一旦恐惧的冰封开始融化，不同的声音便立刻于50年代在苏联境内出现——《解冻》便是才气纵横的爱伦堡（ilyaehrenburg，1891－1967）魔掌余生所作的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寓意小说。在60和70年代，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成为苏联舞台上的首要场景。这些声音，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分子，在不肯定的情况下开始试探更包括纯粹知识性、政治性，以及文化性的不同意见。不过在表面上，苏联官方仍然维持着口径一致的“单一文化”（monolithic）——这个名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爱用的。这种现象，进入8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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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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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联，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是二战之后才出现的，而在它们内部执政的共产党，也都是师法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的模式。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连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虽说早在30年代，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中共便已从莫斯科获得了实际的自治地位。至于那些位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会员，与其接近的程度也许较轻——如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70年代崛起于亚非及拉丁美洲，试图正式与苏联模式同化的大小短命政权。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可见到一党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由官方审定推行的文化思想、中央集中式的国家计划经济。此外，甚至也不乏在苏联军队及特务人员直接占领的国家里，当地政府往往被迫遵循苏联榜样，比方依照斯大林的模式，对地方上的共产党分子进行公审清算。可是这种司法闹剧，当地共产党派并没有自动自发的参与热情，在波兰和德国，甚至想办法完全避免，因此当地始终没有半个共产党要人被杀或送交苏联情报单位。不过在与铁托决裂之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当地领袖——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匈牙利的莱耶克（laszlo　rajk）分别遭到处决。斯大林在世最后一年，捷共内部也发起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审判之风，许多重要人物遭劫。这股清算狂风，带有强烈的反犹气息，当地共产党原有的领导阶级被粉碎。这些现象，与斯大林本人愈来愈严重的妄想症状有关系，很难判定。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健康与精神状态，都已日走下坡，他甚至还打算把自己最忠诚的拥戴者也清除掉呢。

40年代出现的新政权，虽说在欧洲地区都与红军的胜利有关，可是其中只有4国，波兰、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罗马尼亚（当地原有的共产党，最多不过数百余名，其中多数还不是罗马尼亚本族人），再算上匈牙利，其政府是由红军直接扶上台的。至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其共产党政权可算是自家成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则在1947年获得40％的选票，证明当时人民对他们真心拥戴。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力，受到该国普遍亲苏感情的强化。而中国、朝鲜，及前法属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势力——或者说，在冷战阵势摆明之后，位于这些国家北方的共产势力——则与苏军无关。1949年后，其他一些较小的共产党政权，有一段时间甚至曾受惠于中国的支持。至于日后以古巴为始，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会员，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方才挣得入会资格。不过非洲地方的游击解放运动，却有苏联集团的大力帮助。

然而，即使在完全靠红军扶持的共产党国家，刚一开始，新政权也享有过一段短时间的合法地位，并获得民众相当时期的真心支持。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见，在一片触目所见尽皆废墟的焦土上重建新世界，激发了许多青年人及知识分子。不论党及政府多么不受欢迎，但是它们投入战后重建工作的那股精力、决心，毕竟赢得众人也许勉强、但是一致的赞同。事实上新政权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的确不容否认。我们已经看见，在一些落后程度比较严重的农业国家里，共产党政府全力进行着代表进步与现代的工业化行动，这些举措获得的回响，其方向绝不只来自党内的高官。谁敢怀疑，像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一类的国家，竟然会以在战前看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步。只有那些原本就比较不落后，却为苏族占领或强征的地区，或是那些拥有发达都市的地带，如1939－1940年间移交与苏联之处，以及德国的苏军占领区内（1954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好长一段时间内，由于1945年后苏联本土亟需重建之故，对它们的资源大加掠夺，才使得这些地区在复兴的平衡表上赤字一片。

政治上，这些共产党国家无论是土产或被外力强加，基于反西方势力的团结理由，都在苏联老大哥的领导下，结合成一个集团。甚至连1949年由共产党人全面掌权的中国，尽管自30年代中期毛泽东成为中共一致拥戴的领导人后，莫斯科对它的影响已相当薄弱，对此也表示支持。毛一方面向苏联表示效忠，一方面却自行其是。而重实际的斯大林呢，也小心翼翼，不愿与这位其实极为独立的东方兄弟大党搞坏关系。到50年代，赫鲁晓夫却把双方关系搞僵，结果招来了一场大决裂，中国随之在国际共运里开始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挑战——虽然不大成功。不过，对于欧洲地区为苏军所占领的国家及共产党政权，斯大林的态度却没有那么怀柔了，一部分原因自然因为他有恃可凭，苏联的部队还驻在东欧。另外则由于他也以为，自己可以依赖当地党对莫斯科以及对他个人的真心效忠。因此当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竟然敢违抗苏联旨意，甚至快到公开决裂的地步，斯大林自然大吃一惊。要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层向来十分忠诚，几个月前才获殊荣，被指定为重组后的冷战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党情报局）所在地。苏联越过铁托，试图向忠实于它的南斯拉夫的好兄弟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