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怂梗╣arciama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造，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地，共产主义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马克思派）共产党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方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

更有甚者，基本结构本身的改变，则使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走上同样为第一世界熟悉的老路。如工人阶级的兴起，争取工人权利及工会，即在“新兴工业国家”重现，巴西、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就是证明。虽说并不一定成为1914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之翻版，也不见得可以成立政治性的劳工人民党派；可是80年代的巴西，毕竟也成功地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全国性政党，即劳工党（workers’party　pt）。（不过在巴西工人运动的总部，圣保罗的汽车工业里，其政治传统则由民粹劳工法及共产党好战派组合而成。支持其运动的知识分子，也持坚定的左派立场。而帮助工人运动站稳脚跟功不可没的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也属于左派传统。）同理，工业的快速增长，也造就了大批教育良好的专业人员阶级，他们的颠覆性虽然较小，却也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权威统治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表示欢迎。他们对开放的渴望之切，可以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远东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以及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窥得一斑。其争取开放的作风成果或有不同，其心意则出一辙。

然而在第三世界里，依然有着广大地区的前途未卜。社会变化究竟将对它们产生何种政治影响，仍属未知之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必将继续存在。

下面，我们就得转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殖民解放以后的第三世界而言，似乎提供了一个较西方模式合宜，激励性也较强的典范：即以苏联为模型的社会主义体系，所谓的“第二世界”。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小＄说＾网＆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后资本主义国度与社会，不但为世界带来历史性的分野，而且也在马克思学说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人士的策略与视野改变了，开始着眼于政治实践，而非徒穷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德彭（goram　therborn，1985，p．227）

今天的经济学家……对于实质性与形式性经济功能运作之间的对比，较以前有更完备的认识。他们知道社会上有一种“次级经济”（second　economy）的存在，说不定还有“三级经济”呢。他们也知道，有一组虽非正式却普及的实务暗地流传。若没有这些居间补缀，就什么都不灵光了。

——列文（moshe　lewin　in　kerblay，1983，p．xxii）

/d/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1

/小。说＋
1

当20年代初期大战及内战的尘埃落定，尸身及伤口上的血迹终告凝结，1914年前原为沙皇治下的东正教俄罗斯帝国，此时绝大部分，又以一个大帝国的姿态完整再现。但是这一回，新的帝国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统治之下并且一心一意，为建设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而努力。俄罗斯，是众家古老王朝暨宗教古老帝国之中，仅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下的硕果。奥斯曼帝国灰飞烟灭了，它的苏丹，原是虔诚穆斯林的哈里发。哈布斯堡王朝倾成废土了，它的帝王，一直与罗马天主教会有一层特殊的政教关系。两大帝国，都解体在战败的压力之下。只有俄国，依然维持其多民族的面貌，从西边的波兰边界，向东延伸，直至与东方的日本为邻。它之所以得以独存，十月革命显然是绝对因素。因为以90年代末期，在1917年以来维系联盟的共产党体系废弛之后，以前迫使其他大帝国溃散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出现或复活。当时，未来的前途未卜，但是在20年代早期站起来的俄国，却毕竟仍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虽然贫穷落后已极——甚至远不及沙皇治下的年代——但是疆土广阔，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并决心致力于一个与资本主义迥异、且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

1945年时，退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区大幅增加。在欧洲，自德国易北河（elbe）到亚得里亚海一线以东，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一小片土地之外，尽入其版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战后为红军占领，并于日后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地区，都投往社会主义帐下。俄罗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革命后失去的领土，以及以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地区，也在1939－1945年间分别为苏联复得或占领。同时，社会主义阵营更在远东一带大有所获，先后有中国（1949年）、半个朝鲜（1945年），前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于漫长的30年间（1945…1975年），政权易帜投入共产党治下。除此之外，共产党势力沿着另几处扩展，包括西半球的古巴（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过基本上到1950年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地盘已经大致划定。而且，多亏中国人口众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拥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国、苏联、越南三国（越南人口也有5800万），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算不上人口多的国家，从蒙古的180万到波兰的3600万不等。

以上各国于60年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套用苏式意识形态的术语，属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有点含混不清，好像意味着另外应该还有着别种较好的社会主义，只因固于事实，目前真正在实行的只有这么一种。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欧洲在告别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际，其社会经济系统及政权纷纷崩溃离析的国家。至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目前仍在进行改革，其中以中国为最。

社会主义地区第一件值得我们观察的事，便是终其之世，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单独存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一个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与外界的资本主义，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往来甚少。即使在黄金时期的大景气里，国际贸易高峰的年代，已开发市场的出口货物中，也只有4％输往所谓的“中央计划型经济”地区。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输往该地区的比例也不过如此。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出口数额虽然有限，它们向外界输出的比例，倒比后者送进来的为高。不过论其60年代的国际贸易额度（1965年），还是以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相互交易为多，约占三分之二（un　international　trade，1983，voll．p．1046）。

60年代起，东欧国家虽有鼓励旅游事业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向却依然甚低，其中原因显而易见。至于向“非社会主义”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有时甚至完全不可能。论起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一体通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借用1940年起苏联的用语）的隔离或自我隔离状态，在70和80年代开始解体，但是两大世界之间隔膜的程度，仍令人惊诧不已——更何况这还是一个传播及旅行发生革命性进展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几乎完全对外封锁，对内也同样严密封锁外面的世界动态。如此的封闭隔离，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知识水准的居民，对这些国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为这些国家的过去及现在，它们的语言与行动，跟自己的距离实在太远，太没有办法了解了。

两大“阵营”的隔绝，根本原因自然出于政治理由。自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视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对头，一旦世界革命实际可行，务必灭绝铲除。但是梦想中的革命并未实现，苏维埃俄罗斯反遭隔离，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所包围。后者中最为强大的几家政府，也多致力于防止苏联这个全球造反中心，日后且心欲去之而后快。苏联政权直至1933年才为美国正式承认，足证明它在后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当一向作风实际的列宁，在事实上已经紧急到准备大让步，以求国外资金帮助俄罗斯重建经济之际，这番努力却全告惘然，因此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响经济，强化了苏联经济的隔绝性。更有甚者，1945年后连苏联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这同样的孤立形势。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的政经关系宣告冻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事无巨细，均需经过彼此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两边贸易全为政治关系所左右。一直到70和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才与外界更广的经济世界有所结合。如今回望，从前与外隔绝的经济天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正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结束的开始。然而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当年历经革命洗礼及内战重生的苏联经济，其实并非没有理由与另一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事实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纵观全球，就有芬兰的实例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与西式经济作业密切联系的共存可能——芬兰从苏联进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达其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以同样比例输往苏联。然而史家在此所关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可能”“或许”的理论假设，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俄罗斯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绝之中求生，更不曾将自己设想为任何一种自足性集体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各项条件之中，在这个硕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碉堡里面一样也没有，反而成了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马克思学说的创导人往往以为，俄国革命，势必引发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之火，因为后者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如本书前面所述，1917…1918年，这种形势似乎的确蓄势待发。而列宁当时惹人争议的举措——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曾为此争论不休——看来也不无几分道理。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路上，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指挥中心，一旦时机成熟，其永久总部应该迁往柏林。同理，难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参谋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并不是俄语而是德语了。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得胜地盘就只有苏俄一处了（不过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显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的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一个由苏维埃制度出发的共产主义，基本上便成为一个改造落后国家的大业。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国家统筹、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