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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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依赖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已开发”的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和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会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 80年代,已经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依目前的推算估之)稳定下来,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何种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关心,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较,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下降速度达4~5倍(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有待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奏效;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国。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大风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方ddt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遽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距离也愈加遥远——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促二十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以及中国大陆的“一胎化”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
……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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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固然头痛,可是当战火甫息,殖民的枷锁刚刚解套,贫穷国家的首要考虑却不是它们的人口问题。它们的心事,是自己该采取何种形态立于世界?
有几分不出所料,它们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而采取——由旧殖民主子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少数由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两者最后的效果相同),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充塞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产党国家及社会革命政权,还要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在其正式国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头衔)。
“民主”也好,“人民”也罢,可是就实质而言,这类名号却名不副实,最多只能表达新国家想在国际间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实上,更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般不切实际,其中原因如出一辙,即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共产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度里,天字第一号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可是到了80年代,几个由革命党领导而诞生的政权,如阿尔及利亚、贝宁(benin)、缅甸、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以及索马里——再加上有几分古怪的利比亚——均是在政变的军人统治之下。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治下一般——虽然两者版本不同彼此敌对。
事实上,也正是军政府的泛滥——或动辄便有陷入军政府的倾向——使得宪法也许不同、结盟地位各异的第三世界,表现出同一面貌。我们若不计第三世界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朝鲜、中国、中南半岛数国,以及古巴等等),并将墨西哥革命以来已经长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权除外,1945年以来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出过几个军政权的共和国来(至于其余少数君主国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国外,倒好像还安全一点)。只有印度,到本书写作为止,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始终如一,不曾打破民选政府主政的延续;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经常性并具相当公正性的普选选出——不过印度是否便配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则要看我们如何诠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对军事政变及军政权已经如此习以为常——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在此不得不提醒读者,其实就目前军政权甚嚣尘上的规模而言,实属一股前所少有极为新奇的现象。1914年,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除了拉丁美洲外,没有一国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诸国是传统的一部分,更何况其时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国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国而已,而墨西哥则正在革命及内战的战火中鏖战不已。当时,好战黩武的政权固然不少,也有许多国家的军方拥有超过份内应有的政治影响,更有如法国军官分子般对其政府极为不满的国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稳定的国家里,军人还是坚守其服从天职,以及其远离政治的传统。说得更精确一点,即或他们确有参政的事实,但也只像上层阶级妇女一般,于幕后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却无声无息。
因此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种充满着不安定的政局与非法政府的新时代下的新产物。有关军事统治的认真探讨,首先出现于1931年,是由意大利报人为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援当年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思维提出;他的大作《军事政变》(coup d’etat)写出时,正值大灾难时期的中途。到本世纪下半阶段,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一时获得平衡,国际局势似乎转安,各国政权也同样近乎稳定,军方参与政治的现象便更普遍了。单单是因为全球新国林立,多数均缺乏合法传承政统,加上政治路线不定,政局经常不安,便可以解释这种强势军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往往是环视国内唯一可以发动政治行动(或任何行动)的力量。更有甚者,由于超级大国在国际间进行的冷战,多数是由盟邦或附属政权的军队出面的,两强自然以金钱及武器多方补给己方帐下的成员。有的时候,更是你去我来,轮流供应,如索马里,便有美苏两强先后分别予以武装。如此一来,坦克开上了政治舞台,军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间就更多了。
共产主义的核心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上,军方臣服于文人政府的治下——不过在毛泽东最后几年里,他似乎有随时放弃以党领政领军的念头。至于西方阵营里的核心国家,由于缺乏政治不安的背景,加上国家具有充分控制军队的机制,军人参政的机会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将军谢世以后,西班牙在新国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协商成功,开始迈上一条自由式民主政治的大道。与此同时,那批顽固守旧的佛朗哥派曾于1981年酝酿一场政变,也被立时平定,因为国王断然拒绝接受。在意大利,则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力量,随时准备起来推翻当地强大共产党势力组成政府的可能性,因此意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终得以保全——不过70年代时,该国军方、情报单位,及地下恐怖组织的重重黑幕后面,却出现过一连串各种无从解释的活动旋风。遍数西方世界的军官,只有在老大帝国无法忍受殖民地纷纷脱离统治的心头恨之下(即惨败于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会受到诱惑,对军事政变产生跃跃欲试之心——如50年代法国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两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国在非洲地域的崩溃(不过葡萄牙之变带有左倾意味)。然而,法葡两国军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欧洲地区唯一有美方做后盾(但可能是由当地主动发端)的军政权,事实上只有希腊一地,是于1967年由一群极右派上校军官发动建立。当时的希腊,仍陷于早年内战的阴影之下(1944-1949年),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双方阵营之间的苦涩依然未休。这个由一群蠢军官发动成立的政权恶名昭彰,专以残忍手段对付异己为能事,7年之后,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国度里,却随时存在着军人干政的诱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国为最,它们国小势微,数百名武装军人便可举足轻重——何况枪杆子又有外国势力来助援,有时根本就由外国人出马代劳。再加上政府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于是混乱腐败,层出不穷,一片狼狈之象。其实,通常在多数非洲国家出现的典型军人统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这一片乱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独裁者。他们本身虽然一时掌权,却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这份心愿常常陷于惘然。最后,治国与文人当政的理想两皆落空,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军事头目的政权难以长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当地政府有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可能,尽管机会极为微小,保证便有美国前来相助。
简单地说,军事政治正如军事情报一般,往往崛起于正常政治力量及情报作业出现真空的时间地点。这种政治形态往往并无一定名号标志,却出于周围环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对这些出身于前殖民地或依赖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它们致力的国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并有效率的国情才能成事。可是安定、效率,却偏偏正是它们所缺乏的条件,因此军事统治便在第三世界成为政治主调。它们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独立“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后,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过去建筑在农产品原产地上的繁荣已经没有前途,再也不能专靠供应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为出路了。这一类旧有的经济楷模,有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的大牧场为先例,墨西哥的迪亚兹和秘鲁的莱古亚(leguia),曾满怀希望地仿效。但是自从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不景气后,这类老路显然已经行不通。更何况在民族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呼声下,一国之政策自然是以脱离对老帝国势力的依赖为当务之急。于是,眼前便有苏联出头为新生国家的“发展”另辟蹊径,作为各国仿效的楷模。1945年后数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