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7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灾俪筛髦治寤ò嗣判吕砺鄣牡４又髡偶耸谐】诺淖杂芍饕澹健昂笙执饕濉保涡紊灰欢悖ǔＨ炊急芸壑蹬卸系闹匦牟惶浮３淦淞浚仓话鸭壑蹬卸媳嵛尴拗聘鋈俗杂芍挛ㄒ唤龃娴墓际选�
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蒙老天青睐的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冲刷着它们的人民，不但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留下的残迹似乎尽去。单亲家庭（以单打一的母职为主），虽然依旧意味着可能一辈子不得从贫穷翻身，可是在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下，却也表示其基本的生活条件受到终身保障。退休金、福利措施，以及人生晚年的养老院，替社会照顾了它的老人；因为儿女若不是不能，就是不再感到有义务抚养自己年迈的双亲。同样地，传统上其他原属于家庭的责任，如抚育婴儿的任务，也由母亲移转到托儿所育婴院，一如社会主义人士所愿，照顾了工作妇女的需要。
于是在形形色色先进思想的号角指挥下，不论是基于理性的计划推论，还是实际人生的历史走向，都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中包括对于传统家庭的各种批评——或因其置女人儿童青少年于屈从的地位，或从普遍性解放的观点为之。总之，理论与事实同时并进。物质上，集社会之力提供的公众帮助，显然优于多数家庭所能为自己准备的（或因贫穷或其他原因）。单看民主国家的孩童，历经两次大战，却比以前更为健康，营养也更为均衡，显然足以证明此说的正确。世纪末的今天，尽管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府及人士频频攻击，福利制度却依然存于最富有的数国而不坠。更有甚者，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事象，即“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的社族（gemeinschaft）正拱手让位给共有的社会（gesellschaft）——社区与个人，在一个彼此不知名姓的社会中相互关联。就物质所得的益处而言，现代的社会经济，显然远胜建立于社区及家庭组织的传统经济活动。一般人恐怕不曾认识一个事实，那就是到20世纪中期以前，现代工业社会仍然大量依赖旧有社区及家庭价值与新社会的共生共存。因此前者迅速崩解造成的冲击，自然非同小可。这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开始流行的年代尤为明显，也就是80年代，这时，所谓形容社会最低层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进入了社会政治科学的词汇。下层阶级，意指全面就业的发达市场社会里，那群无法或不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本身及家人生计者。而这个市场经济，在兼有社会福利安全制度补助之下，显然运作良好，起码可以适合社会上三分之二人口的需要——至少一直到90年代都如此。德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人士格洛茨（peter glotz），对此情况甚感忧心，因此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三分之二的社会”（the two thirds society）。“下层阶级”一词本身，正如“下层社会”（underworld）一般，意味着一种排除于“正常”社会的地位，往往需要接受公共的供给（贫民住宅与福利救济）。不足之处，唯有从黑市或甚至黑社会谋取，也就是政府财政以外的经济活动与来源。然而，由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些社会层级中尤为显著，它们所能投靠于地下经济活动者也极为有限与不稳。因为即使在官方管制范围以外及非法的经济活动当中，若无亲密的亲族关系，也难有效运作。这一点，我们从第三世界及其大量涌入北美的移民当中可以证实。
美国的黑种人（negro），绝大部分是都市贫民，因此便成为此类“下层阶级”的代表性人口。他们被逐于正常社会之外，既不属于这个社会，就许多黑人年轻男性而言，也无法进入劳力市场。事实上，多数年轻黑人，尤以男性为主，根本就将自己视为法外之民或反社会的一伙。但是这种现象与肤色无关，并不只限于黑人。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劳力为主的工业日渐衰败，这一类不幸的“下层阶级”开始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政府主管单位为照顾一般民众居住需要而兴建的平民住宅，如今住满了“下层阶级”的住户，可是这里的居民却毫无社区意识，更缺乏亲人之间提供的互助关系。在这个霍布斯笔下的暴民丛林当中，充斥着行为暴力嚣张的青少年，居民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连传统社区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线——邻里关系——也几乎消磨殆尽了。
只有在家族关系解体尚未影响到的国度里，社区意识总算得到某种程度的残存。在那里，比邻而居的众人，依然有着社会动物以外的其他关系，社会秩序也因而得以保留，只是他们多数却生活在赤贫的经济情况下。巴西的“下层阶级”即为一例。80年代中期，该国60％以上的收入，由20％的上层人口尽数囊括；而社会最低层的40％人口，却仅得总收入的10％甚至更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4，p．84）。生活中，不但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地位也不相符。但是巴西的下层社会，就一般而言，却不像发达国家都市里的贫民那般茫然，后者在旧有的行为规范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不确定的空白之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深刻的不安全感。20世纪末最悲哀的奇怪现象就是在20年内战不断的北爱尔兰地区，尽管其社会落后，社会结构传统，加上烽火连天，失业严重，可是就一般可测量的社会安宁及稳定的标准而言，北爱尔兰居民的生活，却不但胜于英国绝大多数的都市，甚至更为安全。两相比较，岂不矛盾悲哀之极。
传统价值崩溃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在其失去了过去由家庭与社区提供的各项经济扶持，因为这些功能，在富庶的福利国家里往往可以获得替代品，不过在贫穷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人口却依然只有亲族之间的相助可以依靠（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参见第十三及十六章）。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认同性政治意识”（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这一现象于6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相当显著）。认同所系者，一般以族裔、民族或宗教为主。此外尚吹起一股火药味很强的怀旧运动，意图恢复一个安全有序的假想年月。诸如此类的新风气，反映了人心缺乏导向的惶惑。但是这些运动只是绝望求救的呼声——在茫茫人海中找得一个“社区”归属，在孤独世界中寻得一个家庭投靠，在无情丛林中觅得一处藏身之地——而非积极实行的计划。通常徒用重刑，显然难以解决或吓阻日益猖獗的犯罪现象。可是每一个深谙政海三昧的政客都知道，循规蹈矩的老百姓已经对种种反社会的行为忍无可忍，因此不管他们要求处罪犯以重刑的呼声是否理性，聪明政客自然得向其压力屈服。
旧社会结构及价值的解体，对人类政治的危险之处即在于此。更有甚者，随着80年代时光的进展，在纯粹市场经济的大旗之下，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受到震撼。
亚当·斯密以为，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几项动力为能源。其中包括他认为是人类行为动机本源的“工作劳动习惯”（thehabit of labour），以及延后取得劳动回债的意愿，即为将来报酬所作的储存及投资、相互信任的习俗，以及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当中的其他种种外显态度。这些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需要，可是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却没有实质关系。家庭之为物，为早期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以上所提的各项动机。因为所谓的“工作劳动习惯”、服从与效忠的习性——包括公司主管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其他各种与个人效益极至化之理性选择无关的行为，都成为早期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整体之一部分。这些条件若不存在，资本主义依然可以运作，可是却会变得极为怪异，甚至对企业经营本身也会造成困扰——这种异常现象，从盛行一时的大企业“收购”行动（take over）中可以看出。此外80年代曾经兴起一股席卷超级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两国）金融界的投机狂风，彻底破坏了以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与利润追求之间的一切关系，更可让我们一窥此中怪现象之一斑。增长，不能只建立在利润的追求之上；因此在其他凡是没有忘记这个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德国、日本、法国），前述英美两国风行一时的怪焰狂潮，便无法轻易兴风作浪。
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世纪文明的倾圯加以研究，并从中获得一个结论。那便是19世纪文明赖以建立的各项假定，具有着极为特殊并为前人所未见的特性——即有关于市场经济自律性和普遍性的各项假定。他认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人类交易天性”，促成了“一个以此交易天性为一切活动之源的工业制度，人类在其中的经济、政治、知识，以及精神层面的各种活动，都受此天性支配。”（polanyi，1945，pp。50…51）此说诚然，可是波拉尼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象，却难免有过度夸张之嫌。同样地，众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也不能自动保证国家的富强；两者相关的程度，亚当·斯密也有过誉之处。
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条件——空气——往往被我们视为当然；同理，资本主义也忽略了其生存于斯，运作于斯，承袭于以往的环境条件。只有一旦忽然空气稀薄不足，我们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可缺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追求与积累，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不但侵蚀了资本主义承袭的历史环境资产，也证明了一旦这些资产荡然无存，资本主义的运作必将遭遇困难。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最终终于站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宣布获得胜利。然而历史很有讽刺意味，胜利的一刻，也就是其运转开始不灵的一刻。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的空虚，它的不灵，却再也无法粉饰了。
文化变革冲击之大，居于旧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都市型“工业市场经济”自然感受最深。但是这场20世纪末叶文化动乱散发出的无比冲击，同时也彻底改换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和经济面貌。以下，我们就对这所谓的“第三世界”进行探讨。
。。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我以为）无书可读，夜来在他们（埃及）乡间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把舒服椅子，一本好书在手，坐在凉快的阳台上，那才叫写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却提醒我道：“你可不会以为，那些乡下大地主吃过晚饭，可以出来坐在阳台上，头上一盏大灯照着，你以为，不会吃上一枪？”这一点，我倒从没想过。
——拉塞尔·帕夏（russell pasha，1949）
每回只要话锋转到互助的话题上面，提到以贷款帮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声感叹，哀叹村民之间越来越不合作了……一面感叹，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种世风日下的现象，那就是村子里的人对金钱越来越计较。于是大家又异口同声，一起对“过去的好时光”思念不已：想当年那个时节，同村有难，众入随时都乐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 rahim，1973）
．。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1
gxiaoshuowang
1
殖民地解放及各地的革命，将地表的政治地图全然改观。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涨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浪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二战之后，依赖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