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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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门广场之类的事件出现。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本世纪最后十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仍靠阿雅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之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与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节节相关——后者影响之广，其触角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刁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与。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毛派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倒霉的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都有着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举，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注意力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少，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搞议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水平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对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3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二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闹事“超水准”（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骚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支学生新群众，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级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立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拥有优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愈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愈形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恩负义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老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感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出其不意发点的群体。后者在学生一闹之下，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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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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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与徜徉于城郊校园或城中校园的大学学子不同，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一直迟至80年代，工人人数才开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从50年代开始，人便高谈阔论，交口相谈都是人类将如何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里，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转化，不但将使生产达到新的经济规模，而且完全无需人工操作。凡此种种对工人阶级的不利预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众支持起家的政党及政治运动，在70年代以后开始大起恐慌。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普遍以为工人阶级将逐渐凋零的印象，其实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误，至少从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虽然自1965年开始，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开始下降，到1970年后，下降之势愈趋明显。但是除了美国外，整个黄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劳动工人阶级其实相当稳定，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平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1国当中，有8国的工人人数——即8大最先进国家的超级俱乐部——在1960－1980年间继续增长。在新兴的非共产党欧洲工业国家里，工人自然更是有增无减，到1980年才进入稳定状态。日本的增长更为快速，进入70和80年代，开始保持相当平稳的数字。至于那些全速工业化的共产党国家，尤以东欧为著，工人阶级的人数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数激增。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等等。简单地说，直到黄金年代结束，全世界的工人数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当中，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比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英国、比利时和美国——1970年时各国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比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社会主义党派激增的19世纪90年代为高。只有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字才开始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人数实际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代表着一切工业活动的综合，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败落的现象愈发显著。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西德境内，纺织及成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成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列尼亚等国冒了出来。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快要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二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观光客下坑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如“后福特时代”，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工业老祖宗的“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劳工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