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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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三世界，城乡之间的连接却支离破碎，虽然也有大众运输系统存在（多数是难担重任的过时系统），以及无数破旧不堪的私营老爷车充当长途汽车及“集体搭乘式”的计程车，运送着人潮来往。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000万甚或2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但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度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如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市内足可容纳20万名观众的玛拉卡那（maracana）球场便是一例，在那里，里约市民可以一同崇拜瞻仰各路足球英雄各显神技。事实上，在新旧世界里，交接融合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演变为一组又一组在表象上依旧独立自足的大小社区的连结——不过就西方国家而言，社区的独立自足性往往更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会的绿地空间——至少在市郊一带如此——也远比贫困拥挤的东方和南方世界为多。于是在都市贫民窟及违章建筑里面，人类与顽强的蟑螂老鼠共居着。发达国家“内城”（inner city）残存的废墟之外，城市之间是一片广大无人的奇异地面，如今则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众生出没活跃的野生世界。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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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毛泽东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至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的人口——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所需呢？——但是也不见得是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将子女送进尊贵的学人之列（8年之间——1975…1983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级、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职地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州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拥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赶紧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日，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坚持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超级小国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成分。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传播科技的利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大。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学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龙（raymond）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潮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龙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清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信号或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潮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大众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场地，却是在彼此相异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