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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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坏爻狻＜堑迷诒收叩难贝簿褪�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他认为小农必将从地上消逝。即使到了二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为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年代，情况全然改观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国人或比利时人当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因此对一名普通的英国佬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务农之人的机会，远比碰上曾在英国本土务农者的比率为高。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而美国境内农牧人口的数目，也不断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过由于长久以来，美国务农的人数本来就在急遽减少，此刻的超低数字自然也就无甚惊人。相形之下，在劳动人口中占有如此稀少比例的美国农人，却能够生产出难以估计的粮食，流往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回到40年代，没有人能预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铁幕”边界以西的国家，已经没有一国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只有爱尔兰共和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葡两国除外（爱尔兰的比例也只比这个数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农业人口约为半数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后的此刻，也分别降为14．5％和17．6％。此中意义，不言可喻。西班牙的农民人数，在1950年后的20年间减半；葡萄牙则在1960年后的20年间走上同一途径（ilo，1990，table 2a；fao，1989）。
种种数字比率，实在令人咋舌。以日本为例，农业人口从1947年的52．4％，急速降为1985年的9％。换句话说，这段时间等于一名年轻士兵由二战的战场归来，到他由平民就业生涯上退休时的长度。再看看芬兰的一位小姑娘——这是笔者亲闻的一个真实人生故事——生下来是农家之女，第一次婚姻也嫁作农人之妇；但是在她中年岁月开始时，却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一名世界都会性的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间，当她父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对俄作战不幸牺牲，留下孤儿寡妇无所依靠时，全芬兰还有57％的人口从事农林牧工作。待到她45岁时，这个比例却已经不到10％了。个人生涯与国家走向，两相对照，芬兰人由农牧始，终而却进入一个完全相异的生活环境，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这些干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毛泽东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死硬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村里，前往城市谋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间，哥伦比亚（1951－1973年）、墨西哥（1960－1980年）——甚至包括巴西在内——农民总数急速减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国（1960－1981年）、委内瑞拉（1961－1981年）、牙买加（1953－1981年）3国更烈，突减了三分之二。这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除了委内瑞拉外，其小农人数都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半数，甚或绝大多数。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带的小国和海地外，没有一国的小农没有变成少数。西半球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30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农民由75％锐减为20％，突尼斯从68％降为23％。摩洛哥的例子虽然没有如此戏剧性，其农业人口却也于10年（1971－1982年）内失去原本的多数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数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间，前者的比例却已减半，后者也降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则从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进入80年代中期降为2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地区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连东部及东南欧历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农农业根据地里（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农民人口也减到不足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亚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1985年际只占16．5％）。欧洲及中东一带，只剩下土耳其一个国家仍旧坚守着农业文化不放——土耳其的农业人口虽然也呈下降之势，可是进入1980年，却依然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此一来，全球只有三大地区的地面，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只有在这些地区，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为耕耘人口下降之势的裙角掠过的国家——这些地方，纵然在举世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间，从事种植庄稼及饲养牲畜的人口，仍旧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尼泊尔为90％，利比里亚为70％左右，加纳约为60％。甚至印度——实在令人不得不有点惊讶——竟然在独立后的25年间，还维持着高达70％的比例；即使到了1981年，也不过稍微下降而已（66．4％）。无可否认，到“极端的年代”结束为止，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仍占全人类人口的半数。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农业也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灭的边缘。以印度为例，它坚实的农业人口中坚，如今都在周围国家农业人口快速流失的包围之下——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三国的农民，早已经不再占有多数地位了。同样的，自8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已走上了同一途径。至于东亚新兴的工业地区如台湾、韩国，当然更不例外——而就在1961年，台湾、韩国两地犹有60％以上的人口在田间操作。更有甚者，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现象，更属于种族隔离下的班图幻象〔编注：班图人（bantu）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总称〕。以妇女为主的当地农业，实际上仅只是一个依赖大批外移男性劳动力的经济的表象；这些男性劳动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矿区里工作，他们的所得，才是本乡经济活动的中坚。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绝大多数农业大陆上的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业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大供应国；在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可笑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先进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数目之高，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器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外貌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远地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发展趋势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输入的灌溉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以为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劳力密集的挥镐推犁。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小，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着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基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盛的地盘里，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大地的人口一空，城市却开始挤满了人潮。20世纪的下半叶里，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通都大城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如汉城、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两千年时，将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爆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脱离市籍，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
然而，却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汇合交流。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的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一处焦点密集的工商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仿佛一片山脉连绵——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楼兴起是为例外。两地之间的连接，自60年代开始在公共运输上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或可视为在个人拥有汽车风气的压力之下，私有汽车交通文化面临的一大挫败。自从第一条市内电车和地下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期兴建以来，都市人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如此众多的新地下铁，如此众多的郊区大众运输系统，在如此众多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