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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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各地设立了汽车工厂——这些海外工厂都是于6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建立。第三世界的工业不但应付本地日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行销全球。它们的产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产（如纺织产品，到1970年，其生产中心已由旧工业国纷纷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成为跨国生产作业中的一环。
国际分工的新现象，可说是黄金年代特有的一项发明，不过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后来方才完全发展成熟；而交通运输传播方面兴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进步的交通运输，才能在符合经济效益之下，将一样产品的制造分在多地进行——比方说休斯顿、新加坡、泰国——利用航空货运，将半成品转运于三处完成，并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控制整个流程的进行。6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子厂家便投入这种国际化生产线的潮流。生产线上移动的路径，不再只限于单一地点的厂房之内，却环绕着地球进行——其中的某些生产线则终止于特设的“自由加工生产区”（free productionzone），或一些境外工厂之内。这一类特殊的作业区，如今在各地纷纷兴起，尤以有大批廉价年轻妇女劳动力的贫国为最，而这也是跨国企业逃避单一国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亚马孙丛林（amazon）深处的马瑙斯（manaus），便是此类“自由生产区”的先驱之一，为美国、荷兰、日本众多厂家生产纺织品、玩具、纸类制品、电子产品、电子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产品。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二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香港、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小国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波斯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遁国家法律的约束。
如此一来，20世纪晚期在各地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便愈发站不住脚。因为一个独立的科西嘉（corsica）或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势必无法单独生存；它所能获得的唯一独立，只不过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原来的国家而已。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依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多国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小国或根本不成其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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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黄金年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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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工业，一旦其生产作业的转移在技术上成为实际可行，并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势必由高成本地区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地带。与此同时，经营者也发现（其实并不意外），原来其他肤色种族的劳工，在技术层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并不比白人劳工逊色。这点发现，对于高科技的工业来说，自然是锦上添花，又一样绝妙好处。但是除此之外，黄金年代的景气之所以由旧工业地带的核心国家扩散至其地带的原因，还有一项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是由“凯恩斯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特有的几项组合造成。即所谓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是建立于一个大众消费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劳动人口不但全面就业，工资也与日俱增，而且更受到愈来愈佳的保障。
这种组合之所以成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纯系一种政治性的结构所致。其立足点在于多数“西方化”国家左右两派的共识，因而形成一种极为有效的政策。如今法西斯极端国家主义的右派余孽，已经被二战从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极端的共产主义左翼，也被冷战远远抛在后面。这个组合，同时也奠基于劳资双方某种有形无形的默契，双方同意，将劳工方面的要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免因成本过高导致利润的亏损。同时，众人也认为未来必可持续一定程度的高利润，因为唯有如此，方可解释不断投注巨大资金的必要性。若无这些庞大资金的投入，黄金年代的生产力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事实为证，市场经济中最先进最工业化的16国里，其投资额每年以4．5％的比率增加，比起1870－1913年间，增长速度差不多是3倍。这个比率，由于包括了增长较为缓慢的北美地区在内，不然还会更为惊人（maddison，1982，table 5。1，p．96）。事实上，这种劳资关系的安排组合，是以三角关系呈现，由政府居间妥协，正式或非正式地帮助劳资双方进行制度化组织性的谈判活动。而在这个新时代里，劳工一方已经被习惯地称为资方的“社会伙伴”，至少在德国如此。但是黄金年代黯然结束，这类安排开始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神学一派的肆意攻击，贴上了旧词新用的“统合主义”标签——这个莫须有的无稽之名，不但早已快被世人淡忘，而且跟两次大战年间的法西斯主义根本毫无关联（见第四章第一节）。回头再看黄金年代的劳资谈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种皆大欢喜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状况。对当时的雇主而言，业务是如此兴隆，利润是如此丰厚，长期的景气繁荣之下，自然对谈判协商的方式大表欢迎，因为如此更有助于企业从事前瞻性的计划安排。至于劳工方面，既有固定上涨的工资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从旁不断扩充更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政府也有好处，首先政治大为稳定，共产党元气大伤，失去了着力点（意大利则为例外）。其次，经济环境条件的可测性也因此增加，有利于如今各国开始奉行的总体经济管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确优良，单看其中一项因素足矣，那便是随着全面就业的实现，以及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再加上社会安全福利的推动（需要时自有公家财源支付），大众大量消费的时代终于第一次降临（至于北美地区则早已开始，大洋洲一带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这个众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证提供失业者（当时很少有人失业）高达原收入80％的救济金的地步。
黄金年代的政治气候，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反映着以上的政策方针。大战后的各国政府，纷纷走上改革之路。美国有罗斯福主义者；西欧的各原交战国，则一片由社会主义主导或倾向社会民主路线的新气象。其中只有西德例外，因为该国直至1949年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及选举出现。1947年以前，甚至连共产党也在各国政府中插上一脚（见第八章第三节）。而地下抗战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保守党派也难逃改革影响——如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迟至1949年，该党仍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利于新生的德国（leanman，1988）——改革之风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风而驶必然难上加难。英国的保守党，甚至将1945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功劳归为己有。
但是有点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风潮虽然盛于一时，但是却迅速停息，不过各国的脚步并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气时期，全球各地几乎均由温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导。美国（1952年起）、英国（1951年起）、法国（除了一段短期的联合政府时期之外）、西德、意大利、日本6国的政坛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政权，依然握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手中；至于其他小国，也有社会主义党派继续在联合政府中共同执政。左派撤退之势，明显可见，它们的退却，并非由于失去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衰退——共产党在法意两国仍是劳动阶级的最大党派。它们的销声匿迹，更与冷战的兴起无关——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国及意大利，前者的社会民主党对德国统一的看法“不可靠”，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俄。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改变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去。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如比利时和西德，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 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元帅戴高乐（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纷纷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治场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对他们是如此地话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西德、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进入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大宗；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组成公家机构里的最大一支。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定义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缓和的年代里，军事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项目比率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 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正宗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一片宁静祥和。说的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则轮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叫人激动兴奋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