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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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解放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不曾掀起燎原之势，最后甚至明灭不定奄奄将息（见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被看不惯他鲁莽冲动作风的苏联主流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进展：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定、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署（赞成国都是已经拥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国家；而反对者则是正在建立自己核军备的几国，如中国、法国与以色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limitation treaty，salt），甚至还针对双方的反弹道导弹（anti ballistic missiles，abm）达成某些协议。更有意义的是，美苏两国之间的贸易，长久以来由于政治上的龃龉本已濒临窒息状态，随着60年代进入70年代，却开始欣欣向荣。一时之间情况大为看好，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其实并不光明。70年代中期，世界开始进入所谓“二度冷战”的阶段（见第十三章）。这段时间与世界经济的大变化相始终，也就是1973年起绵延20年之久的长期经济危机，于8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潮（见第十四章）。然而超级强国竞赛中的对手，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经济气象起了变化，它们只察觉到一件事：在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功行动之下，能源价格出现了三级跳。现在看来，此事加上其他几项发展，似乎表示美国控制世界的地位逐渐有下降的迹象。可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毫无所觉，还对本身经济实力的稳固沾沾自喜。比起欧洲，经济发展的减速对美国影响显然小得多；而苏联呢——上帝若要毁灭谁必先令其踌躇满志——还以为自己一路顺风，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呢。继赫鲁晓夫而起的苏俄头目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20年间，如今被苏联改革人士冠之以“停滞时期”（the era of stagnation）。可是当时在勃列日涅夫看来，世界形势确有几分值得他乐观的理由，单就其中一项，就可以令他理直气壮：苏联从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请看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已经突涨4倍。
经济事务除外，当时尚发生了另外两件关系密切的事件，以今观昔，似乎也波动了超级强权之间势力的平衡。首先，在美国纵身跃入一场主要战争，出现多种看来代表美国挫败及不稳定的迹象。越战一事，使美国全国人心颓丧，意见分歧，各地混乱的暴动示威反战游行，在电视上频频播映，一位美国总统因此下台。10年鏖战（1965－1975年），美国如众所料，在大败之下无功而退。意义更深的则是，越战道破了美国的孤立。因为遍数美国之众友邦，竟没有一国派兵前往与其并肩作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美国为什么要去蹚这一趟浑水，为什么不顾敌友的警告——美国盟邦、其他中立国家，甚至连苏联都劝美国不要介入——却要把自己纠缠进这场注定毁灭的战争呢？此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只有把它当作一片扑朔迷离、令人困惑、充斥了偏执的历史浓雾。迷雾之中，但闻冷战中众主角摸索的脚步声。
如果说，越战还不足以证明美国孤立，那么1973年发生在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的阿以之战，总可以更一步的证明了吧。多年来，美国已经让以色列发展为它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而这场战争，便发生在以色列与由苏联供应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以色列的飞机和弹药都不足，形势紧迫，只有求美国火速支援。然而欧洲各国友邦，除了依然坚持战前法西斯尾巴不放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绝伸出援手，甚至不准美国飞机使用美方在其境内的基地进行援以行动——最后美方物资是经大西洋中部葡属的亚速尔群岛（azores）才运抵以色列。美国政府认为，阿以之战与其利害攸关——外人实在很难悟出其中的道理——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还正式作出核战警告。这是古巴危机以来，此类警告首次再度出现。基辛格其人，干练玩世，而此举正是他一向厚颜无耻缺乏诚意的标准作风（当时他的总统大人尼克松，正在白费力气苦战，想要避免不名誉的弹劾下场）。可是基辛格的夸夸其谈并没有动摇友邦的立场，它们担心的是自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其重要性胜过对美国区域性策略的支持。美国再天花乱坠，唇焦舌燥，也不能说服大家相信它的区域性布局与对抗共产之战息息相关。阿拉伯国家经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发现了一种有力武器，便是用石油供应量的削减，以及石油禁运的恫吓，足可阻止各国不敢前来相助以色列。更进一步，它们还发现自己可以大幅提升世界石油的价格。世界各国的外长，也不得不注意到一向号称全能的美国，对此趋势全然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超级大国在全球势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战中双方在各个区域相互对抗的本质，虽然尚未因越南与中东两次事件的本身而改变，美国的力量及地位却因此大为削弱。不过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极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见第十五章），这是短促二十世纪当中的第三回合大动乱。一时之间，仿佛超级大国间的平衡点正离开美国倾斜而去。亚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众多政权纷纷转向苏联——从实质的角度而言，不啻为被陆地包围苦无对外出口的苏联提供了军事尤其是海军的基地。第三起世界革命，适逢美国在国际上遭到挫败的事实，两相激荡，二度冷战于此展开。可是其中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70年代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此更有推波助澜之功。这段时期的冲突现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战争构成，越南前车之鉴，现在美国不敢再犯当年同样的错误，只有在后面间接撑腰。此外，双方更疯狂地加速核军备竞赛。但是两相比较，各地烽火连天的厮杀，比起核竞赛更缺乏理性。
至于欧洲局势——虽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至此显示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双方楚河汉界，界线分明；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竞争的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欧洲的“缓和”局面，为尼克松（1969－1974年）与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将中国收编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而各地兴起的革命浪潮，却都具有对抗保守政权的态势。美国既一向借着这些保守政权自居为全球的护法师，如今形势逆转，正好为苏联提供机会，一个可以采取主动的好机会。随着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帝国的崩溃瓦解，旧有地盘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几内亚…佛得角（guinea 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随着埃塞俄比亚老皇帝被革命民众推翻，埃塞俄比亚政治风向向东转弯，苏联海军快速成长，在印度洋两岸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基地。随着伊朗国王狼狈下台出亡，美国人情绪大坏，所有舆论民意，几达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看见苏联部队开进阿富汗就以为天下大乱将至，风声鹤唳，认为苏联势力的挺进不久即将抵达印度洋岸、波斯湾口？（见第十六章第三节。其中部分理由，恐怕可以归之于美国人对亚洲地理的惊人无知。）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毫无道理的洋洋得意心态，助长了美国人的抑郁忧心。其实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之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1971年。到1976年时，它的发射台数字更居于优势，以25％领先美国（不过苏联的实际弹头数目始终不及美方）。其实早在当年古巴危机之时，苏俄微不足道的核弹头就已经把美国震慑得不敢轻举妄动，多年疯狂竞赛下来，双方储存的实力早就可以把对方炸得瓦砾千层灰烬弥空了。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舰为最大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电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长日将尽。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态度，愈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华盛顿当局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当然不是基于实际的理性考虑。虽然美国的名望大不如前，但就实质而言，其实美国实力较之苏联，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再以两大阵营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准相比较，西方（及日本）的优势更是无法估计，差距何止千里万里。粗糙僵化的苏维埃，也许可以凭它的无比蛮力，比谁都更有办法建造出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19世纪式的强大经济（jowitt，1991，p．78）。但是在这个20世纪的80年代，就算它的钢铁产量比美国多出80％，生铁产量比美国多出两倍，发动机比美国更胜5倍；如果它不能调整适应自己，赶上这个建立在硅晶与软件的时代经济，就算传统重工业的产品再多再大，对这个老大帝国又有什么帮助呢（见第十六章）？而当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联打算发动战争，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国开战），至于军事进攻西方，毫无实行的可能。所谓苏方发动核攻击之说，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战人士的自我梦呓，以及西方政府的高烧宣传。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1983年某段时间，苏联甚至以为西方核弹随时便要打来（walker，1993，chapter 13）。美方的危言耸听，更在欧洲触发了冷战时期以来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极力反对在欧洲部署新一批的导弹。
未来21世纪的史学家，既远离了20世纪70与80年代的亲身记忆，对于这一时代发作的疯狂军备高热、侃侃而谈的天命预言，以及美国政府在国际间进行的怪诞作为，尤其是里根执政年代（1981－1989年）初期发生的怪事必将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须在主观性上从探讨美国人的心理入手。美国连遭大患，一股股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治主流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事，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轻量级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愈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道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羞辱性的伊朗人质事件，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赤色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情，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当其主政时代的美国政策，完全是以扫除多年铭刻在心的羞辱感为出发点。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了解里根之所以大耍铁腕，拼命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绝不容任何挑战，绝不能动摇其称霸地位的作风。为了重振雄风，美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军事行动对付特定目标，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那达（grenada）；1986年发动大规模海空攻势袭击利比亚；至于1989年对巴拿马发动军事侵略，规模更大，更无意义可言。里根显然摸准了人民心理，看透了他们自尊受到的伤害之深。这份能耐，也许正和他是二流好莱坞影星出身有关吧。美国人心理的重创，最后在死对头突然暴毙之下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总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节，我们也可在1991年对付伊拉克的波斯湾行动中，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美国人是想借着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