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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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莫大的危机之中。而当年也唯有经由这个共识，方才使他们暂时捐弃成见，携手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对付扬弃这份信念的法西斯。1993年，德国保守派观察人士史德姆（michaelsturmer）就曾对东西之间的信仰问题，提出以下极为中肯的评论：
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平行对应。在东方，国家的教条一向坚持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即使连西方的我们，过去也对这同一类口号深信不疑：也就是人类正迈向当家作主，掌握自我命运的路上——只是我们的版本，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及绝对罢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自以为全能的口吻已经从东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对的“在我们这里”（chez nous）——东西两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这个时代结束之际，西方的舆论与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士，却起来大为排斥这项物质的胜利。
但是道德的危机，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这是有史以来即存在的人类关系结构，乃是我们沿袭自“前工业”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而且也正基于此——如今我们都可以了然了——现代社会方才得以运作。道德危机，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组成才有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意识。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munity），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而这一类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见，可是却已经失去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剩下走了调的无味陈腔。再也没有可供群体认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体的外人了。
对诗人艾略特（t．s．eliot）来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地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短促二十世纪告终的方式，事实上两者皆具。
3
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如何？前者满住着五六十亿人口，可能高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倍。更何况在短促的二十世纪年月里，因人为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之高，更为人类史上仅见。最近一次对以“百万为死亡单位计”（megadeaths）的估算，死亡数为1．87亿人（brzezinski，1993）相当于1900年时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90年代的多数人，身高比父母高，体重比父母重，饮食较佳，寿命也较长——虽然在80和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及前苏联境内遭遇空前灾难，的确使这个改善的现象难以置信。就产品服务的能力与花样而言，90年代的世界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富足。否则，它怎能养活这自有人类以来，人数最为庞大的全球人口呢？直到80年代，世上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也比他们父母为佳，在已开发的经济领域之内，甚至比他们自己原先所求所想的还要好。本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人类社会甚至好像寻得了妙方法宝，至少，可以将其无边财富的一部分，以不失公平的方式略加分配，让富国的工人阶级也能沾光。可是到了世纪之末，不平等的现象再度严重，甚至大量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度：在那里，原本至少还保有着某种程度的均贫。至于新时代人类的教育程度，显然也比1914年时高出许多：事实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得以将多数人纳入识字阶级——至少在官方的统计里可以如此显示。然而这项成就若换在1914年出现，可能远比时值世纪之末的现在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在官方认定的“最低识字能力”与一般对精英阶级期待的读写程度之间——前者与“功能性文盲”常有着极为模糊的界线——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日愈加深。
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也不断地充满了这个世界。这些胜利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科学成就，回到1914年前，虽然可以预见，在当时却几乎都还不曾着手进行。在所有衍生的实际用途之中，最让人注目的发展可能要数传播输送，时空的限制从此几乎不再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源源不断输入。轻轻按触几个键，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就可彼此交谈。最实际的效果，则在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占有的文化优势从此完全消失。
它的成就如此奇妙，它的进步如此无双；那么为什么，当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却不是在对它的讴歌之中欢声落幕？相反地，却是一片局促不安的抑郁氛围？为什么，一如本篇篇首所列的名家小语所示，回首望人间，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深思心灵，都对这个世纪表示不满，对未来更缺乏信心？其中原因，不单单因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在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于此同时，也由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短促的二十世纪”，不似“漫长的十九世纪”：19世纪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进步时期，包括物质、知识、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之中。反之，自从1914年以来，原本在发达国家及中产阶级环境里视为常态的生活水准（而且当时的人极有信心，认为这种生活条件，也正往落后地区及较不开化的人口扩散），却出现异常显著的退化征候。
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就是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19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我们已经忘记，当年的老革命者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听说爱尔兰共和人士竟在英国国会大厅（westminster hall）安置炸弹，不禁大受惊吓。因为身为一名老战士，他认为战争应该是向战斗人员，而非对着非战斗人员。我们也忘了，谈到当年沙皇帝俄时代，曾引起世界舆论激愤，并促使数以百万俄国犹太人于1881－1914年间横渡大西洋流亡的屠犹事件，其实按照现代大屠杀的标准而言，当时遇害的人数其实极微，简直无足轻重，不过以打计算而已，而非成百，更不要说以百万计了。我们还忘了当年某次国际大会曾经规定，战争中的交战行为，“决不可于事先未曾明确预警之下即行开始。预告的方式，须陈明理由正式宣战；如不能如此，将用宣战的最后通碟代替。”我们记忆所及，最近有哪一回战争是在如此明说暗示之下方才开始？在20世纪频仍的战祸之中，攻击行为的对象愈发以敌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及平民百姓为主要目标。自从一战以来，所有交战国家里面，不幸丧生于战火下的平民人数，远比军事伤亡惨重（只有美国是唯一例外）。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回到1914年时，以下一段话还为各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圭臬：
什么是文明的战争？教科书告诉我们，乃是尽量以挫败敌方之武装力量为目的；否则，战争必将进至其中一方完全灭绝方告终止。“欧洲国家之所以已经习于这项作战原则……自有其道理存在。”
（encyclopedia britannica，xi ed，1911，art：war）
而酷刑、甚至谋杀，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这种现象，虽然并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们却忽视了其代表的重大意义。这种倒退，与漫长年月之中（由18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正式废止酷刑起，直到1914年）好不容易才发展完成的法治制度，岂不啻背道而驰的大逆转吗？
然而，正踩在“短促二十世纪”尽头的这个世界，与当年起点时刻之间的比较，并不是一道“孰多孰少”的历史计算题。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质的不同”，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分别述说。
其一，这个世界再也不以欧洲为其中心。在它的春秋去来之间，欧洲已然日渐衰败。当本世纪开始之际，欧洲犹是权势、财富、知识，以及“西方文明”的当然霸主。可是时至今日，欧洲人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后裔，却已由可能高居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顶峰，一降而为最多不过六分之一的地位。他们是人数日渐稀少的少数，他们的国家，其人口成长率几乎或甚至为零。他们的四周，满是贫穷地区不断拥入的移民压力，多数时候——除了1990年之前的美国以外——他们自己也是高筑壁垒，全力遏阻这股狂潮。而以欧洲为先锋开拓出来的工业江山，如今也向他处四迁。过去一度隔洋向欧洲翘首盼望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两洋国家的美国在内，都将眼光转向太平洋。他们看见，那里才有未来——不管这“未来”到底代表什么。
1914年时的“诸强”，全部为欧洲国家，如今都已不复当年。有的，如苏联沙皇俄国的继承者，已经消失；有的则声势大落，贬黜到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地位——也许只有德国例外。“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的设置，这份想要为欧洲建立一个“超国家”单一实体的苦心，并因此为欧洲联合创造出一种共识的努力，以取代旧有对历史源流的国家政府的个别效忠，正足以证明欧洲力量式微的深重。
然而欧洲势力的衰颓，除了对政治史家而外，是否是一项富有普遍重大意义的演变呢？也许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只是表明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知识文化结构有了某些变化。即便在1914年，美国就已在世界上占居主要的工业经济地位。而在短促二十世纪里征服了全球的大量生产与大众文化，在那时也是以美国为开路先锋、标准模范和一大推进力量。美国，尽管有其独到之处，却是欧洲在海外的延伸，更在“西方文明”的头衔之下，与旧大陆认作同气连枝的一家人。不论美国未来的展望如何，从90年代回头望去，美国确可以将此世纪视作“美国人的世纪”，是一页看它兴起、看它称雄的历史。而19世纪那一些工业化的国家，如今集合起来，也仍为地球上的一霸，是全球财富、经济、科技力量最为雄厚集中的一群。它们的人民，也还是生活水准最高的人间骄子。在世纪末的今天，它们工业的密集度虽然减退，它们的生产虽然移向其他大陆；但是宝刀未老，这些变化，毕竟为它们尚存的实力所弥补，而且不仅仅是补足而已。因此，就此而言，若以为旧有以欧洲为尊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败，那就过于肤浅了。
第二项变迁的意义，则较第一项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世界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单一的运作单位。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时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众多目的而言，尤以经济事务来说，全球已经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以领土国家政治为界定的“国家经济”，却一落而为跨国性作业的复杂体。也许，在未来21世纪中期的观察家眼里，“地球村”的建设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还未曾进入高层阶段——地球村一词系于60年代为麦克鲁汉所创（macluhan，1962）。可是不可否认他，某些经济性与技术性的事务，以及科学性的活动，那时的确已经改头换面。而个人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也在其中进行改变，主要由于以前所难以想象的传播输送的高速进步。然而20世纪末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可能即在国际化脚步日益加速与公众建构以及人类的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趋于缓和。说也奇怪，私人行为却能与这个卫星电视、电子邮件、越洋上班、在印度洋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欢度佳节的新世界协调无间，安之若素。
第三项变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a…social）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不过，这种趋势举世皆有，不以发达国家一处如此；再加上传统社会及宗教的没落，以及“实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发强化之势。
如此一个社会，由众多以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