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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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政局纠缠，最后竟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项：即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感叹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既无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敌人的进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集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便立刻为人感受到，连那些亲手签定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渐地呐呐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一片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孚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相形之下，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苏方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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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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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动员抵抗法西斯——即德国阵营——的号召，需要三方面的响应。其一，凡在对抗轴心势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其二，拟定一套实际可行的抗敌方针。其三，各国政府作好准备，彻底实行这一套抗敌方针。而在事实上，这项动员计划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速迈向世界大战的起点从1931年算起，前后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当时众人对这三项号召的反应，常常犹疑迟钝、混淆不一。
联合一致对抗法西斯。基本上，这第一项呼声比较有可能赢得大多数的立即响应。因为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各门各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或苏维埃式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套句英国老话，大家若不想被个别“绞死”，那就最好彼此“绞在一起”合力对敌。当时，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打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于是以劳工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分子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全国上下，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合作主张——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抱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际，后者方才勉力相从。然而中间路线与左派人士相结合，在政治上的确有其道理存在。于是“人民阵线”分别在法国与西班牙两地稳住阵脚（法国是最先试用此策的国家），一举镇住国内的右派势力，在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大胜（西班牙于1936年2月，法国于同年5月）。
中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事实上，法国人民阵线虽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支持，并选出法国有史以来首次由一名社会主义人士——知识分子布鲁姆（leon blum，1872－1950）领导的政府，可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三方结合获得的实际票数，却只不过比三者于1932年的选票总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阵线领先对手的差距虽然比此稍大，新政府却面对几乎达半数依然反对它的选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还更强盛）。但是尽管现实不尽理想，胜利的果实毕竟甜美，不但为当地的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激出了希望，更带来了陶醉的喜悦。但在事实上，当时英国工党的境遇极惨，先有经济萧条，后有1931年的政治危机——议席一溃而为只占50席的惨况——4年之后，票数虽有上升，却始终不曾恢复萧条前的盛况，其议席仪略多于1929年的半数。1931－1935年间的保守党票数虽有减少，也仅从61％左右略降为54％。1937年起由张伯伦领导的所谓英国“国民”政府（其名日后成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雄厚的多数民意基础。如若1939年的战事不曾爆发，英国必于1940年举行大选，相信保守党必能再度轻骑过关。其实，除了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甚有所获是为例外之外，西欧各国在30年代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大规模向左转移的迹象。反之在东欧和东南欧选举依然幸存的地区，却有相当大的选票流向右翼。但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气象则截然不同。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票由1500～1600万票骤升，几乎高达2800万票。4年后的1936年，罗斯福再度获胜，此番赢得的选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选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镜）。不过就选举意义而言，罗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于1932年度过。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灵。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侵略敌意，文学艺术人士对此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作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内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向来不都是恐吓共产党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颠覆分子的牢狱嘛。老派保守分子对此还颇具好感呢。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喜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即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词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世界。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身在未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在内之故。后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国家社会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至于如何抵制法西斯阵营的兴起，实际的方针在纸面上看来既简单又合理。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的行为（国际联盟的存在，就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运作架构）。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绝不可有任何妥协让步。并有威胁恫吓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付诸实施——以吓退或击败侵略者的意图及行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为这项“集体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御体系的发言人。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妨碍众人合作的最大难处，在于其心不一。当时（于今犹然），各国就算对侵略者同具疑惧之心；彼此之间，却也有其他现实的利害冲突，以致意见不和行动不一。
双方之间最明显的隔阂，在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一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帝国为已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这股造成双方貌不合神亦离的情况，到底产生多少影响，使得众人无法顺利合作，实在很难估算。虽说1933年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多已承认苏联政权，而且只要合乎自身利益，各国政府随时愿意与之修好。但在各国内外，却依然存在着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将其视为人类的头号敌人。这种情况，与1945年后冷战时期的反共心态殊无二致。英国情报机构更集中一切力量，专事对付赤色分子的威胁。用力之专，甚至迟至30年代中期，方才放弃将共产党视作主要目标的做法（andrew，1985，p．530）。无论如何，当时许多保守人士都认为——尤以英国为最——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德俄之间开战，鹬蚌相争，一举将两个祸害的力量减弱，甚至毁灭掉。就算布尔什维克败在德国手里，但同时能使后者国力大减，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西方政府迟迟不愿与赤色政权有效协商；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众人联盟抵抗希特勒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不容任何人否认之际，各国依然不改其狐疑态度。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来便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定带头反对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单独对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于是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下了互不侵犯条约。靠此条约，斯大林希望苏联可以置身事外，坐观德国与西方各强相斗，互挫锐气。而苏联则得以坐收渔利，根据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取回俄国自革命以后失去的一大片西部领土。最后证明，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但是他这番举动，却与前此共同御德的意愿遭到失败一般，再次证实各国之间利害分歧之严重。而1933－1938年间，纳粹德国之所以令人咋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