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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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noelle／neumann，1967，p．1967）。1930－1932年间，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选民，纷纷倒向纳粹，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法西斯的真正建筑师。
鉴于两战之间时期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在报界极得好评；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舆论评价。唯一不给他们好脸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国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长恐怖小说的约翰·布肯（john buchan）曾这样写道：“多亏了法西斯主义的大胆实验，否则过去这十年来，政坛人士恐将交白卷，毫无建树可言。”（这倒是真的：通常擅写恐怖小说之人，少有为左派思想所动者。）（graves／hodge，1941，p。248）希特勒之所以夺权成功，还得感谢传统右派阵营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却过河拆桥，把他们全部给吞灭了。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也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小党派，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党派），招纳到门下，因为他领导的阵营，是以右派全体大联合为名，共同对抗1789年及1917年两场革命的幽灵——虽然这两场革命之间有何不同将军并不清楚。佛朗哥运气好，二战期间没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边，可是他却派了一支志愿部队，“蓝色分队”（blue division），前往俄国战区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那一群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而法国的贝当元帅（petain），当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纳粹一路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二战结束，在法国被德占领地区当中，世人很难分
辨，到底哪些法国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国走狗，哪些又只是拥护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的小配角。两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某些法国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译注：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犹阴谋陷害而被判叛国罪。事件爆发，法国各界均卷入这场风暴，各政治党派也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讦。法国文学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出国）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边，不但深恨犹太人，对这个狗屎共和国更无好感——维希政府里一些老人，自己当年甚至就干过这桩事——于是在上一辈或本身这类情绪的影响下，糊里糊涂，便染上了倾心‘希特勒欧洲”狂热分子的色彩。简单地说，所谓两战之间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联盟成员范围极广，从主张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一直到法西斯病态心理的边缘偏激分子，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但是保守主义及反革命者，力量说起来强大，通常却很少行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出世，不啻为他们带来一股蓬勃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保守力量战胜混乱时局的实例。（亲法西斯意大利的那群人，与人辩论时不是总喜欢拿这件事做例子吗：“在墨索里尼领导之下，连火车也准时了。”）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共产党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英国政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门下；报界巨子之一的罗瑟米尔爵士（lordrothermere），也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领导的运动，不久即为该国可敬的政坛人士所唾弃；后者的《每日邮报》（dailymail），也旋即停止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facists，莫斯利所创）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够赢得两人的欢心，不可不谓意味深长。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仍被世人视作政治社会稳定的模范。对于这个荣誉，它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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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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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右派的呼声之所以甚嚣尘上，总的来看，毫无疑问，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危险性——事实上，也是真实性——的反动。就个别而言，右派针对的目标，自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若没有以上这个新势力新现象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存在了。虽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那些替极端右派思想煽风点火的宣传家，就已经在欧洲多国政坛上野心勃勃地大声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们的行动一律都在相当的控制之下。就这个观点而言，一些专为法西斯辩护说项者的看法也许没有错：都是因为先有了列宁，而后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说法西斯本身的野蛮行为无罪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谬论。80年代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就企图为法西斯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都是先有俄国革命开了野蛮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惑动起而模仿（nolte，1987）。
然而，若要肯定“右派基本上是对革命左派的反座力”的说法，必须先提出两项重要的补充条件。首先，我们不可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一组重要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就是以中产和中低人士为主、信仰国家主义的士兵阶级。这一群德国青年男子，在1918年11月俄国因革命退出战争之后，痛失杀敌立功的良机，对人生英雄岁月的不再，大感怅惘。所谓的“第一线战士”（front…line soldier frontsoldat）日后在极右派的运动当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当年来不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显身手，创立功业，此时却成为第一批极端国家主义阵营暴力部队的主要成员，意大利的战斗团（squadristi），德国的义勇军（freikorps）皆是。1919年初，密谋杀害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即属这一类人。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成员当中，更有57％是上次大战的退伍战士。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残杀强暴世界的机器，而这些人的兽性，虽在当时不得抒发，日后却因终能得逞而沾沾自喜。
同时在左派鼓吹下，从自由派人士开始，一直到反战、反军事的各种运动，世人对大战的大量屠杀嫌恶已极，普遍希望和平，却忽略了一小撮好战人士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在比例上虽然极小，实际数目却不可低估。1914－1918年间的战事虽然可怖，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重要的经验，带给他们无比激励。军服、纪律、牺牲——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牺牲——以及鲜血和权力，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义＇除了其中一两位之外（尤以德国为最），这些勇夫不曾对战争出版过任何著作＇。他们是当代的“兰博”（rambo），自然成为极右派争取的当然目标。
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是，右派反动的风潮，并非只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发，右派反对的是所有类此的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运动，不仅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根本就是传统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列宁其人，与其说是“真正的威胁”，不如视为“威胁的象征”更为贴切。在许多政客眼中，社会主义的劳工党派并不可畏，它们的领导人其实相当温和。可怕的是工人阶级显示的势力、信心，及其极端的走向，旧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此冲击之下，焕然一新，变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进而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不可或缺的后盾。难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自1889年以来，即为社会主义宣传家大声疾呼的中心要求——一天工作八小时的要求——马上在欧洲各国让步之下获得实现。
劳工阶级的潜在力量如此强大，保守派观之思之，不觉胆
颤心惊，深受威胁。眼看那些雄辩的反对党头目、工会领袖摇身一变，纷纷上台成为政府官员。看在眼里，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较起来，更令人心惊之事，却是这股新兴力量蕴涵的威胁意味。算起来，这伙人不都属于左派吗？回到当年社会紊乱不安的年代，实在很难划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何不同。老实说，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要不是共产党拒绝接受，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怀抱了。“前进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刺杀的那个家伙马泰奥蒂（matteotti）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头目，其实只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传统的右派，恐怕把坚持无神论的俄罗斯看成了全世界罪恶的渊薮。可是1936年间的骚动，表面看来好像是以共产党为目标——对共产党开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阵线成员当中最弱小的一环罢了（见第五章）——事实上，它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却是当时风起云涌，甚受动荡民情偏好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后者的气势，一直到内战时期才结束。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法西斯反动思想兴起的起因，其实完全是事后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右派反弹，为什么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占得上风？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激进性质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动弹余地。比方在英国，虽然曾造起一时的小小骚动（如前所提），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有多大成就。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阶级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专制，但若论起其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于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反民主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方当年的（比属）弗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超右派疯狂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几个：国家老大，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只有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统治特权阶级束手无策，对极右派的主张难免心动，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