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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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遗尚似鸬姆谴持饕逶硕绷鳎缬�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拥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劳工阶层。19世纪末期，正如同20世纪末期的前鉴，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w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劳工运动硬壁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现象中表达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犹太民族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变得更为显著。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媒体阶级造成的邪恶腐蚀力量。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高比例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啰。种种象征之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及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劳工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与其生活所需之外界经济活动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程度上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札儿、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都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历史风气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二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目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然而，上一世纪话虽如此，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独联体成员国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名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本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大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相当轻微——全部只死去800名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俄境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以传统的褊狭心态为追求，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下中阶层魅力特别大。上世纪90年代时尚成风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下中阶级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换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经历类似法国式大革命重大转变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阵营里面——如英法美三国——革命的传统弥漫一切，足以抵挡任何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美式的民粹主义，固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沙文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一旦法国革命精神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调不再重弹，革命老将就不再追随新起的政治口号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挥舞着反万字纳粹记号的活动者，多来自地方上有专业的人士——包括兽医、土地测量员等等——而他们原都是当地自由派的一员，属于受过教育，从乡下教区环境之下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同样地，日后到了20世纪，正统的无产阶级劳工社会运动解体，许多体力劳动者从此无所忌讳，性情中本能的沙文思想与种族偏见，便开始宣泄无遗。在过去，他们虽然也不免接触这些偏见心理，但为了效忠劳工运动起见，他们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党派唱反调。党的立场既是热情反对顽固的沙文及种族思想，自己当然不便公开表露真实的感觉。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生孕育的时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
某些历史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纳粹支持者翻案，凡是1930－1980年间对这方面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想将其中原有的共识予以推翻（childers，1983；childers，1991，pp．8，14－15）。然而，法西斯思想兴起并发展的年代里，以中产及中下阶层为其主要支持者的现象，却是连这一批学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鉴于对法西斯党阶层成分的研究甚多，就以其中一个对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议会成员阶级的分析为例：1932年，当选维也纳区议员的国社党员之中，18％是自由职业者，56％为白领阶级、写字间职员及政府公务人员，16％属于蓝领阶级。同年入选维也纳以外5个奥国议会的纳粹党人中，16％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51％从事写字间职员等职，另10％为蓝领工人（larsen et al，1978，pp．766－767）。
这些数字，并不表示法西斯运动得不到劳工阶层广泛支持。姑且不论罗马尼亚铁卫队的干部成分如何，支持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民众，毕竟还是来自贫农大众。至于匈牙利箭十字团体的选民，则多属工人阶级（共产党在该国不合法，而社会民主党则因受到霍尔蒂政权的包容而在选票上付出代价，成员始终不多）。在奥地利，自1934年社会民主党受到重挫之后，大量的工人选票流失到纳粹党去，此种趋势，在乡间尤其明显。更有甚者，一旦法西斯政权身份确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地位之后，如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党，许多原本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党的工人，也都纷纷转向与新政权认同，人数之多，实在不是坚持左派传统的人愿意看见的。不过尽管如此，法西斯路线毕竟跟农业社会的根本传统相违（除非像在克罗地亚地区，受到罗马天主教会之类组织的帮助而强化）。而一般与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认同的党派，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和法西斯思想势不两立。因此，支持法西斯的核心民众，自然要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为主。
然而，法西斯的原始要求，到底能引起中产阶级民众多少共鸣，这却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对年轻一代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之强，自是不在话下，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大学生在两战之间的年代，众所周知，一向都强烈倾向极右派。1921年（即早先“进军罗马”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成员的13％为学生。至于德国，早在1930年时，就已经有5％… 10％的学生加入党派，但那些在日后成为纳粹党员的德国人，在这个时候，多数对希特勒还没有多大兴趣呢（kater，1985，p。467；noelle／neumann，1967，p．196）。我们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党员之中，中产阶级的前军官比例甚高。这些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前所未有的旷古大战，战事虽然惨烈，却是他们人生事业的高峰。与战时璀璨的成就相较，后来的平民生活实在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当然，有这类心态之人毕竟只是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属于对行动派醉心的人。而对多数人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中产阶级职业、地位的破灭——不管这是真实的地位，还是传统心态自以为该有的地位。总之，随着维系旧有社会秩序架构的变形崩裂，极右派的要求，在他们耳中变得更为动听。德国币值在通货膨胀之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继之又是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双重打击实在太重，连中产阶级的中高层公务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走上极端。这些中高级的政府官员的职位，通常都被视为铁饭碗，若非情势极端险恶，谁不乐得在那些缅怀下台皇帝威廉的老派保守爱国政权之下逍遥自在呢？要不是国家已经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脚下四分五裂了，谁又愿意为兴登堡元师（fieldmarshal hindenburg）领导的共和国卖命呢？两次大战之间，多数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德国百姓，都相当怀念德皇威廉统治的帝国时代。甚至到了60年代，虽然多数西德居民都以为，德国史上最好的日子就是现在（想当然尔），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中，却有42％觉得1914年以前的年代比现在更好。相形之下，只有32％深受今日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打动（noelle／neumann，1967，p．1967）。1930－1932年间，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选民，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