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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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共产党（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性与合法性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共产党也不过是一支残败的队伍，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途的跋涉，一路流亡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共产党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罗马大游行”（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苦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共产党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罗马游行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共产党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显明，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分子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共产党派。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局里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欧洲地区以外，情况却大不相同。北美地区正迅速向左转，美国在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执政之下（1933－1945年），开始实验一连串相当激进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则在总统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领导下（1934－1940年），重新恢复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气，尤以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最为显著。加拿大饱受萧条打击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片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风。其中包括主张平分社会权益，以达公平分配购买力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以及今天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monwealth federation）。依照30年代的标准，两者都可以列入左翼阵营。
至于拉丁美洲一带，大萧条引起的政治冲击就更一言难尽了。当地重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一泻千里，各国财政破产，政府及执政党派便像九柱戏的木柱一般，此起彼落，倒得一地都是。可是它们倒落的方向，却不一定相同。不过倒向左派的，即使短暂，也远比右派为多。阿根廷在长期文人统治之后，从此进入军政府时期。虽然法西斯气质的右派首领，如乌里布鲁（uriburu）将军不久便靠边站（1930…1932年），阿根廷当局的路线，仍然很明显地倾向右派，即使它可能是属于传统式的右派。而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统治之前，原来很少有军人专政，这时也推翻了该国少有的军人独裁总统伊瓦涅斯（carlos ibanez，1927－1931），马上以暴风之势迅速地向左转。1932年，在葛洛夫上校（marmadukegrove）率领之下，该国甚至通过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者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日后并依欧洲模式，发展成极为成功的人民阵线运动（见第五章）。在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的寡头统治（1889－1930年），瓦加斯（getulio vargas）上台执政。瓦加斯这个人，最贴切的形容应该是国家主义者兼民粹主义者（见第四章），巴西从此在他手中统治了前后分别有20个年头。至于秘鲁，左转的局势非常明显，不过秘鲁新党派当中力量最强大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这是西半球各国依欧洲式工人阶级建党的党派里面，少数成功范例之一——其革命野心却告失败（1930－1932年）。哥伦比亚的向左倒更是不言而喻，在30年保守的政权统治之后，现在换自由主义人士当家，其总统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一心以改革为职责。拉丁美洲纷纷转向激进的现象，在古巴更上层楼。罗斯福一上任，这个美国保护国的人民深受激励，竟起来推翻了当时在位的总统。这位总统大人，被民众恨之入骨，甚至以当时古巴的标准而言，都简直腐败得不像话。
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大萧条更加带动了反帝国主义的风潮。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经济生存所需（至少是当地公共财源及中产阶级所需）的大宗基本物资，价格大幅度滑落。另一方面则因原本属于大都会经济的国家，现在也加强本身农业和就业的保护，却完全不顾这些措施将给其殖民地带来怎样的打击。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决策，一律从国内因素考虑。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兼顾生产地利益的无限复杂性（holland 1985，p．13），它们庞大的帝国也从而解体（见第七章）。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萧条的降临，从此开始了大多数殖民社会政治不安的年代。殖民地人民的闷气无可宣泄，自然只有发到（殖民地）政府身上。即使在二战之后方才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同样也不安宁。英属西非及加勒比海一带的社会，由于出口作物的危机（可可和蔗糖）开始出现紊乱现象。不景气的年头里，在反殖民运动已经开始的地区，尤其在政治动乱已经影响一般群众的其他地方冲突愈见激烈。同一时期，埃及的“回教弟兄党”（muslim brotherhood，于1928年成立）的势力正在大量扩张；印度群众也在甘地领导之下（1931年），开始第二次全面动员（见第七章）。瓦莱拉（de valera）领导的爱尔兰激进派共和人士，则赢得了1932年爱尔兰地区的大选。这场胜利，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针对经济崩溃而起的反殖民回响吧。（译注：爱尔兰最后终告独立，瓦莱拉任首届总统。）
大萧条影响所及，全世界一片摧枯拉朽。震撼之深之广，也许可以从下面的全球快速扫描一窥究竟。短短几年甚至数月之间，世界各地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到处都掀起了政治的大动乱。然而，这些短期的政局变动，虽然极为戏剧化，大萧条冲击的深度，却并非仅从这个角度衡量。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漫长19世纪的旧日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1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残阳夕照末日不远。如今在思想知识界及政治舞台上，共有三股势力争霸。马克思共产主义是其一。毕竟，马克思本人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了；1938年，就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上这样宣布。更有甚者，对于大萧条，苏联显然具有相当的免疫力。第二种势力则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学说，不再奉自由市场为经济的最佳圭臬，转而私下与非共产党劳工运动性质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相结合，有时甚而建立长久的联系。及至二战之后，这一派证明最为成功。可是当时在短期之内，它至多只是受到古典自由市场失败刺激而起的一种实验心理，并未完全将之当成一种有意识的政策或选择在推动。他们总以为萧条过去，就绝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因此，1932年后瑞典执行的社会民主政策，就是针对正统经济思想失败而做的应变措施。该国新经济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gunnar myrdal），就认为1929－1931年间的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一败涂地的缘故，即出于该党太相信传统经济主张之故。还有一派在后来取代了已经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说，而当时尚未成熟，还在酝酿阶段。对此派学说影响贡献最大的著作，首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到1936年才出版问世。一直到了二战中和战后，各国政府才开始依国民所得统计为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管理经济事务。不过在30年代——恐怕多少受到一点苏联的影响——它们就已经越来越从整体观念看待一国经济，并依此评估本国的总产出和总收入。
至于第三条路，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正确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成为国际的思想正统。可是德国知识界的传统，却一向敌视新古典理论（这一点与奥国知识分子大相径庭）。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动力即来自这份敌视传统。而政府毫不留情，务必铲除失业现象的心态，也同样助长了法西斯的蔓延。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不顾一切对付大萧条的手段，比起其余国家，却的确既迅速又成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不过对早已茫然不知所措的欧洲来说，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妥。随着在大萧条而日益高涨的法西斯浪潮之下，有一件事情却变得愈发清楚：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日暮途穷。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段过程如何演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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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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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现象超乎理性范围所能分析。其首领以上天之口吻谈世界霸权及毁灭；其政权，以最恶劣的种族仇恨意识为基础；其国家，却是欧洲文化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然而这样的国家却一心为祸，灭绝5000多万人口，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数——其恶行之极至，竟以机械化手法屠杀犹太人达数百万众。史家面对奥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哑然无语不知从何说起。
——克肖（lan kershaw，pp．3…4）
为祖国、为理想献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线，杀敌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么，死并不存在。没有人想到自己会死，杀、杀、杀，这才是正事，这才是待你我开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杀，才是你全部意志的体现。因为只有通过杀，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年轻志愿军的书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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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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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于19世纪的前朝遗老而言，20世纪灾难时代的种种变化发展之中，最使他们深受震撼的就是人类自由文明价值和制度的解体。多少年来，起码在所谓的“先进”或“进步中”的地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已经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专制独裁；誓行宪政，经由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及代议议会以确保法治社会；主张一套众所公认的国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不论国家社会，均应知晓理性、公共辩论、教育、科学之价值，以及人类向善的天性（虽然不一定能够完美）。而这些价值观点，在整个19世纪内，显然在不断地进步；观其情况，也势将一直发展下去。不是吗？到1914年时，连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后两家专制政权——俄罗斯和土耳其——也都开始让步，先后走上立宪之路；伊朗甚至还向比利时借了一套宪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这套价值观挑战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传统的势力如罗马天主教会，借教义设下障碍采取守势，防范优越的现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向既有势力挑战，并预言传统必亡。这些人多半出身“名门”，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中心，他们挑战的对象，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在其中的旧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总体说来这是一股使人烦神的新现象（见《帝国的年代》）。一些既无知又落后的群众，确应对其抱有戒心。他们一心想靠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人类潜在的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不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热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纪念章（may day），一面是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
